4.在法律创制活动中，包括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介于两可之间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下属组织，都应该表述为“部门”，不应该表述为“机关”。这个技术性原则对于刑诉法修改过程中处置“公安机关”与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完全适用。因为，在将国家行政机关的下属组织表述为“机关”和“部门”皆有宪法依据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应该本着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按最有利于促进宪法充分实施的精神来对宪法进行立法适用。选用“公安部门”的概念，有助于官民各方正确理解宪法有关规定，因而也最有利于促进宪法的充分实施。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修改法律，包括修改刑事诉讼法，在概念上都应该避开“公安机关”、“审计机关”，选用“公安部门”、“审计部门”。
5.按宪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下属的担负“公安”职能的组织，不论被称为“公安机关”还是“公安部门”，在立法划分上都不能归类于“司法机关”，只能归类于“国家行政机关”。这不仅是因为情况正如前引陈光中教授的言论揭示的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将公安或者警察部门列入司法机关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我国宪法第85条、第105条明确规定了公安部门所属的国家机关的性质是“国家行政机关”。同时，依照宪法第85条、第89条、第105条和第107条等条款，我国中央和地方公安部门分别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下属组织。公安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下属部门，其所属的国家行政机关的性质决定它们本身的性质。
最后我想说的是，以上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刑诉法和刑法学者的研究专长而是宪法学者的研究专长，有的问题处于宪法学与刑诉法学的结合部，若没有宪法学者参与，解决起来可能产生片面性。按宪法的要求，刑诉法最基本的任务应该是从刑事诉讼程序上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诉法保护的公民权利，不仅都是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地看，这些权利还是各国公民全部基本权利中最基础的、应最优先获得宪法保护的部分。就宪法与刑诉法的关系而言，后者通常被视为宪法的适用法，与宪法关系极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