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文革式抄家”
草案中还新增了一个违法所得财产的没收程序。如果嫌疑人、被告人出现逃逸或者死亡的情形，法院经过司法程序，就可以在没有对他进行定罪的情况下，没收其“违法所得”。应当说，任何人违法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都要收归国库，这是无可厚非的。我所担心的是，公检法机关本身和案件赃款赃物的处理有利益上的牵连。实践中经常是赃款赃物经过几个弯，并没有上交国库，而是变相地变为公检法机关的办案经费。那么，究竟如何杜绝这种现象出现呢？从草案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诸如检察机关启动程序、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法院发出公告等一系列程序，无疑是对此有过考虑的。但问题在于，检察机关作为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机关，自行启动这种没收程序，这本身就有违客观中立的理念。这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检察机关为追缴“赃款赃物”而自行启动了一项民事程序。另一方面，嫌疑人、被告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呢？在嫌疑人、被告人逃逸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法院如何确定他是犯罪人呢？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被告人是不能被缺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死亡的案件应该立即终止。既然一个人因为逃逸、死亡而无法被宣告为法律上的罪犯，那么，何来“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一说呢？不仅如此，这种程序涉及到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问题，需要建立严格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对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应当给予切实有效的保障。对任何一个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逃匿者或者亡故者，哪些是贪污所得哪些是合法所得，哪些是他本人的财产哪些是他共同居住人的财产，一定要分清楚，如果这些分不清楚的话，那么所谓的没收财产就很可能变成文革式的抄家。这种局面一旦得不到遏制，那么，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要知道，在贪污贿赂和恐怖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比较富有的人，通常会被没收动辄上千万上亿的资产，而目前的财产没收程序，并没有给利害关系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权利保障，没有建立财产分割程序，也没有对办案机关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权力做出有效的制度限制，我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
“被精神病”的危险
还有一个新增的程序，就是对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应该强制医疗，确立这一程序本身在正当性上没有问题。我的担忧在于，实践中有过极个别公安机关对上访者、轻微违法者直接当成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情况，这种带有授权式的立法方式会不会强化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有鉴于此，刑事诉讼法必须对这种行为确立严格的法律程序，规范公安机关的权力，避免把无辜的公民当成强制医疗的对象。首先，目前草案的规定是，由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当事人进行审理，符合条件的，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我认为关键在于，究竟有哪个机构、哪个鉴定人判定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送交强制医疗？刑事诉讼法对此应有专门的制度设计。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鉴定机构必须是中立超脱的，必须构建对抗式的鉴定程序。一个公民被说成精神病，为什么他不能请一个精神病专家证明他没有精神病，和警方的精神病专家进行对抗，让法官兼听则明？而假如仅仅允许公安机关委派自己所信任的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而又不允许被告人聘请本方的精神病专家，那么，想把谁变成精神病都并不是一件难事。其次，对于这种强制医疗措施，刑事诉讼法要不要建立完备的权利保障和司法救济机制？从现在草案的规定来看，那些“被精神病”的被告人并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他们一旦无力委托辩护律师，法院并没有为他们指定辩护的义务。这些被告人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且被决定送交强制医疗，根本没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显然都会造成公权力滥用的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