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提出一个似乎与本案的名誉权侵害与否关系不大，但是对于我们的司法工作关系极大的问题，这就是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证人等的保护问题。在本案中，受害人作为一个积极的公民为侦破李皓一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我们的法律应当对其给予必要的保护，以免暴露其隐私或其他相关材料，受到社会上不明真相者的不当评价和犯罪分子及其同伙等的报复。遗憾的是，我国还没有制定出相关的法律，人们（包括本案被告刘忱这样的司法部门的干部）对保护他人隐私的意识十分淡薄，这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了。
C.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
本案还有一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即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问题。原告提出高达8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对于其赔偿损失要求不合理的部分，不予支持”，而判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2000元。笔者以为这样的处理是较为妥当的，这正好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有限性和辅助性。
奚弘诉人民日报社、曾坤、史林杰名誉权纠纷案
1.案情
被告曾坤、史林杰撰写《喀什市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一文发表于198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原告以该文侵害名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营养费9万元、生活补贴3万元、精神损害50万元，共计72万元。被告方认为，上述文章的“批评报道是事实”，但是有些用语不当，给被告带来过大的精神压力和一定的经济困难，谨向其表示歉意，并愿意适当赔偿和补偿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
法院认定：上述批评文章有些用语不当，对原告的人格评价造成一定的影响，并给其工作生活带来困难，精神造成痛苦。被告人民日报社刊登该文不妥，负审查不严之责。被告曾坤、史林杰撰写该文有些内容缺乏事实依据，亦有过错。
2.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原被告经过调解达成如下协议：(1)停止侵害（即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侵权文章的全部或部分）；(2)被告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内容由法院审查确定；(3)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20万元。另外，案件受理费有曾坤、史林杰承担。
3.问题与分析
A.关于过错和侵害行为的性质
在本案中，虽然调解书未能反映双方对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争议，但是从法院认定的过错和被告方承认的过错之分歧来看，这种争议是存在的。法院认为被告人民日报社存在“审查不严”的过错，被告曾坤、史林杰存在“缺少事实依据”撰写批评文章的过错。而被告方则认为事实真实，只是“有些用语不当”。
基于对过错性质和种类认识的差别，对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之性质也就存在两种意见：其一，如果文章反映的事实属实，而“有些用语不当”，其行为不属于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伪事实之诽谤，而可能属于不当评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之八所规定的“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况。在这篇侵权文章中，确有“她看谁不顺眼就告谁”、“撒泼耍赖”等文字，这大概是“用语不当”的情况，够得上侮辱。
其二，如果侵权文章果真有法院认定的“有些内容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那么加害人的行为则不仅具有侮辱的性质，也可能存在诽谤的情节。但是调解书未指出究竟哪些事实不真实，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B.审理期限
本案的侵害事实发生于1988年7月，原告1989年向法院起诉，法院直到1997年1月方调解结案。将近8年的审理时间，是十分不正常的。客观来看，该案与其他名誉权纠纷案件（如上述王国藩诉古鉴兹、中国作家出版社名誉权纠纷案）相比较，情况并不复杂，也不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科学试验、鉴定等。而导致该案审理期限如此之长，与其说是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或法院负荷过重无暇顾及，不如说是案外的某些力量不当干预审判的结果。不少有相当高职务的人关心和干预此案，国内外新闻媒介炒作此案，以及片面追求调解结案，导致案件久拖不决。这样的拖延，极大地浪费了我国有限的诉讼资源，给原告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使得被告的赔偿责任增大。在这一方面，本案恐怕是一个负面的典型。
C.精神损害之赔偿数额
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高达50万元，这样的诉讼请求在我国目前阶段近乎天文数字。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其赔偿数额为20万元，也是很大的数额。据悉，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不到10万元，那么该案的精神损害之赔偿额超出10万元。这也是很高的赔偿数额。虽然本案是以调解方式结案，赔偿额度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从执法的角度而言应对此无可非议，但是从名誉权保护法律的宗旨、从社会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这样高的赔偿额度是不应当得到理论研究者的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