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認為，文化是以使用符號為基礎的現象體系，它包括行為（行為規范）、客體（工具及由工具制造的事物）、觀念（信仰和知識）以及情感（心態和價值）等，而語言則是人類符號能力的最重要的形態。文化是一個有其自身生命和自身規律的自成一格的系統，作為一個現象序列，其功能在于使人類適應自然界，以保證種的延續。[95]懷特進而認為，人類行為變量是文化變量的函數，而非生物常量的函數。[96]也就是說，人類是在文化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下不斷發展進化的。由此而論，每一個人，也無不是在文化的傳承中擔當著一定的角色：被文化影響，也同時影響著文化。泰勒也認為，文化就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能力與習慣在內的復雜的全體。[97]其實，罪犯生活在監獄這個嚴格限制自由的特定環境里，對自由的渴望、對人生的態度、對社會的關注、對未來的灰心，是任何沒有被囚禁過的人說無法體驗和理解的。所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導之以行、戒之以規，讓罪犯在希望中改造，是人文關懷的基本的和有效的路徑。
所以監獄當然不是文化沙漠，問題在于，監獄確實需要更加強有力地融入文化建設和進行文化建設，包括從硬件，如監獄規劃、布局、建設形態、功能上，讓人們感受社會主義的監獄文化的風采；在軟件上，更加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尤其是對人的尊重、對罪犯改造的先進性和正義性。同時在制度文化上，必須徹底清理過去以罪犯作為工具的思想觀念，代之以目的理性：罪犯，是監獄工作活動的全部目的，監獄的一切工作必須以罪犯成為守法公民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監獄文化的當代語境分析
按照布勞尼斯婁·馬林諾斯基在《文化論》的研究，文化由四個方面構成：物質設備、精神方面、語言和社會組織。[98]布勞尼斯婁·馬林諾斯基還認為，文化中真正永久、普遍、獨立的要素是人類活動有組織的體系，即“社會制度”。[99]
1.人本話語的延展
萊斯利·懷特在其所著《文化的科學》里認為，個人是文化所造就的產物，個人只是外形，文化才是內容，文化因素引起人類行為的變化。[100]當然，人也反作用于文化。人本，在這里，既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具有所指的具象概念。也就是說，人不僅是作為“類”的存在，如作為人民，自然是一個集合概念；同時，人也是具體的存在，即是說，盡管每一個人都無法美譽自己是“人民”，但同時，在當下的人文關懷語境里，對作為政治化含義更凸顯的“人民”字眼更多的是作為口號，而公眾更認同的是，在自己無法成為“人民”的情況下，個體作為人的人文關懷。因此，“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在當下，自然包括了以人人為本，以每一個具體的人為本，尤其是在權利文化里，更加要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和主體價值。正如徐顯明所言：“我們現在講以人為本，其哲學來源應該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對公共權力而言，以人為本有其特定含義。其一，它應以人人為本，即一切人都是公共權力關愛和尊重的對象，無一例外。這一點既不同于企業，也不同于學校。企業主講以人為本，只以能為其企業帶來利潤的人為本，大學校長講以人為本，其僅以教師、學生為本，而不會以教輔人員和后勤人員為本。其二，它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需要為本。人的需求是分層次的，公共權力在滿足人的不同需求時，應從人的最低需求得到滿足開始，故此，解決人的生存和溫飽問題、民生問題就是公共權力在實踐以人為本理念時的第一考慮。其三，以實現人的權利和自由為本，這是以人為本在制度上的表現，尊重和保障人權應是國家的基本義務。其四，以人的身心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本，這是以人為本的哲學表達，是最高層次的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也是人道主義文化的精髓和靈魂。人道主義文化對應社會的精神文明。”[101]
當然，這樣的理解，也經歷了十分曲折的歷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當然是一個法治完善、權利彰顯的社會，而不應該是單一地停留在道德理想的范疇里。人類社會發展到當下和我們可以看得見的未來，一定是一個法治主義的社會，在那里，一定是“靠法治主義落實’以人為本‘”。因此，我們要善于把“’以人為本‘的核心觀念轉化為以法為本，把民本主義轉化為法治主義，把人民主義轉化為憲法主義”[102]。人們試圖從人性化為題，打開監獄傳統思維的瓶頸，提出了監獄管教人性化的命題。在這里，人性化顯然不是傳統概念上的人性化，而是引入了法治思想和監獄基本懲罰屬性的概念。一段時間監獄人性化不僅是作為思潮，而且作為實踐蓬勃展開。然而，人性化再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的時候，也遇到了中國傳統觀念的責難。[103]
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性化是其人文思想的一個基本的維度，馬克思主義，就是圍繞人的解放、自由而展開的。[104]早在1842年5月，馬克思在其所寫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中就指出，“自由確實是人所說固有的東西”、自由是“人類精神的特權”，“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105]。法律是“人的行為本身必備的規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覺反映”[106]。在1844年1月完成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里，馬克思更是明確地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7]。弗洛姆在《在幻想鎖鏈的彼岸》里指出：“壓抑本質上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和特定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的結果——因此，剝削和階級沖突消失的時候，全面發展的社會就不需要任何意識形態，也就可以取消任何意識形態。在充分人性化了的社會里，不存在社會的無意識。”[108]在當下，我國學術界關于人性、人性論和人性化的研究也打破禁區，開始了初步的研究。人們普遍認為：“在我國，對普遍人性的承認是一個進步，它有利于對人類共同的心靈現象的探詢，消除狹隘的階級壓迫主義的法律觀。”[109]其實在法學家看來，所謂人性和法律的結合，不過是法律應該體現更高水平的人性罷了，難怪許章潤感言：“探索法律的知識品格與蘊涵，不為別的，就是為了督促它保持人性，永遠保持人性。否則，法網愈密，離真正法意愈遠，人意反而愈受窒息，人世恐將頓成地獄。那時候，縱有一紙叫做法律的東西，于人生何益？！”[110]此言極焉妙哉！
即便人性化如此美妙，但是人們還是更愿意堅持當下的主流話語——人道主義：“人本身的創造性潛能的實現是最高價值”[111]。但是，我們都知道所謂人道主義，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產物，在文藝復興和18世紀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奏。[112]在中國語境下運用的時候，往往加上革命或者社會主義，而構成“革命人道主義”或者“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人道主義的再度興起，由于作為資本主義的概念早就被中國化了，所以人們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這一拗口的名詞還是重提，不僅是出于理論上的政治顧及，同時也是人道主義具有了新的蘊含。人道主義者，把人性化的內容集中“打包”，舊瓶新酒，樂得“安全”。
在當下人文科學里，一般是把人道主義和人文思想聯系在一起的，甚至有時就是同樣的含義。在經典含義里，人文思想的核心是與神學相對立的，“一種主張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值，尊重人的尊嚴和權利，關懷人的現實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行為”[113]。當下，監獄理論研究，也開始運用人文思想的原理和基本的精神提出了很好的思想和理性建議。也有一些研究繞開了敏感的人本主義等話語，如在一些研究中提出了“人文化”的概念。其實，這不過只是濃縮了人性化這一名詞，故意繞開了這樣一敏感的概念。但是論者的解釋有些語焉不詳的感覺：“相當于年輕化、知識化、現代化這種說法。”[114]這讓讀者有些不著邊際。不過其對“人文化管理”的內涵，還是具有現代思想的：“就是干警在對罪犯依法約束的前提下，為了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堅持以人為本，從人的本性和罪犯的特點出發，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尊重罪犯的尊嚴、利益、需求和改造主體地位，動員和運用有效資源進行的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等社會活動。”[115]
在監獄實際工作中，人們一般認為，具體的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動作。當然，事實并不是這樣，沒有科學和邊界清楚的觀念，要把握其實質和內涵，那是十分困難的，一個概念的權威性，直接關聯到現實工作的理念定位和實際把握。
2.和諧哲學的承繼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戰略的提出，讓我們的精神為之一振，從中國古代文化里走出的和諧哲學，終于在當下彰顯其價值，和諧社會精神在監獄也引發了人們思想觀念的革命性噴發。“任何制度性安排的有效運轉，都需要在文化傳統中得到某種資源來充當潤滑劑。”[116]“現代和諧社會要求對于所有人同樣的權利給予同等的尊重，當權利被侵害時予以同等的救濟機會，無論這種侵害來自于個人、群體，還是公共機構。”[117]在當下和未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把中國傳統哲學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這種“制度安排”無疑會成為監獄文化建設的潤滑劑和動力源。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下和未來，我們應該認真關注和深刻把握的全新的社會情勢。為此，學術界就監獄文化與和諧社會以至于監獄與和諧社會，都進行了相關的學術活動。如在和諧社會里，要不要出現一個“和諧監獄”問題，要不要有一個民警與罪犯的“和諧關系”問題等等。中國監獄學會也及時的展開了類似的理論研討會[118]，很多專家和實務部門的就監獄如何關聯和諧、和諧如何影響監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論怎樣來認識和定位監獄與和諧的關系，但有一點是必須明確的，那就是監獄與和諧、或者說和諧與監獄，一定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從辯證的視角而言，監獄文化一定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文化的重要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或者反過來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文化缺少了監獄文化，是不完整的和不和諧的。就監獄的價值而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體現的是公平正義，而監獄就是和諧社會公平正義的司法程序的最后陣地和最后防線。所以，監獄的價值在于維護和表達公平正義。
就監獄的功能而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里，不可能沒有犯罪，因而就不可能沒有懲罰，同樣也不可能沒有監獄。有監獄，必然有監獄文化和監獄文化建設，也必然有監獄文化主體。監獄文化在社會主義和諧文化中，具有獨特的風景和意蘊。
就監獄的目標而言，監獄一定是要服務于、服從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在這樣的邏輯起點上，監獄的目標就是修復被罪犯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以期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
就監獄的戰略而言，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局下，建構和諧監獄、發展和諧文化就是必然的，更值得關注和期待。而現代監獄的矯正教育，當然是塑造監獄文化的最好載體和最佳形式。
就監獄的文化而言，當然，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基礎，以馬列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標準的是非觀為根本要求，加大和諧文化的建設和培育，把“斗爭哲學”引導到和諧文化建設上來[119]，對罪犯的“精神的補救和恢復”[120]，進而成為守法公民。
3.技術理性的導入
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這樣的悖論：一是人類的制造和使用工具，使人成為地球上最高級、最偉大的動物，并由此推動了人類社會告別野蠻走向文明；同時，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過程中，人越來越被鉗制在工具里，而人成為了工具的奴隸。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的表演最為形象地表達了在這樣的一個工業化初期人在機器旁的那種艱辛和無奈，深刻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壓榨工人的血腥和殘暴，“人們不得不在’失去自由的勞動‘與’失去勞動的自由‘之間進行痛苦的抉擇”[121]。在這種情境下，人們不可能有更好的選擇，或者根本不可能作為主體來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在監獄這個特定的機構里，技術的問題的發端應該在西方國家，緣由在于他們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內的文化變革和發展之先，以張揚個性為基礎的平等、自由、博愛思想，席卷了整個西方世界。人們在理性的旗幟下，普遍認同“只有通過教化或教育，使靈魂轉向對智慧的熱愛和對完美的追求才能得以實現”[122]。如不定期刑技術于1831年在比利時出現；分類技術在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產生；開放監獄于1891年在瑞士首創；以記分制為形式的累進制于1840年在澳大利亞實施；中間監獄從愛爾蘭的三級（獨居監禁、雜居作業、假釋）累進處遇創制；假釋于1820年在英國把流放于澳大利亞的囚犯予以附加條件的釋放的實踐中開創先河；心理矯治于1955年就由聯合國就提出了相關的要求等等。
監獄建筑，是監獄作為刑罰結構的標志物，是監獄的文化影像。監獄建筑，和其他建筑一樣，除了表現為外在的那種器物形式的存在外，還在于那種形體、結構、空間、色彩、質地等都和其他建筑無異。那種旋律的流動、起伏，那種線條的流暢、圓潤，那種結構的協調、簡潔，并由此而引申到監獄建筑的那種環境的優美和和諧，布局的延展和錯落，規劃的鋪陳和序列，外在的色彩和色調，那種蘊涵的主題與形象、韻律與節奏、那種風格與均衡等等，都和宮廷建筑、教堂建筑，那樣的別無二致。[123]它所展示的是監獄文化蘊藏的剝奪和強制以及威懾。
邊沁設計的圓形監獄，在世界監獄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圓形監獄的設計結構是：所有的囚室對著中央監視塔，監視塔里的看守對囚徒的活動一覽無余[124]，這被認為是監獄的革命性的變革，可以被認為是科技理性在監獄的外在體現。而在福柯看來，這種“全景敞視主義”的設計，昭示了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充滿了“監禁的社會”[125]，因而，全景敞視主義已經不僅是個技術問題，因為“我們的肉體是我們的靈魂的監獄”[126]。監獄的建筑設計，甚至超過監獄建筑之外的監獄體制、監獄機制、監獄法律、監獄思維等等。我們要沖破固有的思想牢籠，尤其是要徹底清除極左的思維定勢，以更加開闊的胸襟、更加理性的思維、更加寬廣的戰略視野認識和把握未來監獄事業的發展和趨勢。[127]
矯正技術、教養技術、改造手段等術語，在福柯的《規訓與懲罰》里被多次提到。不僅包括了監獄對犯人的時間安排：“這種教育就是簡單地控制著肉體在餐廳到車間再到囚室之間的運動，甚至在休息時也是如此”[128]，而且也包括了美國國獨創的在罪犯分類技術上的奧本模式和費城模式，以及后來的櫻桃山監獄。福柯還對監獄從技術上分出了三種模式：實行個人隔離和建立等級關系的政治——道德模式，把力量用于強制工作的經濟模式，進行醫治和使人正常化（規范化）的技術——醫學模式。[129]福柯為我們總結的“教養條件”的七個原則：[130]
1改造原則。以改造犯人為刑罰的重要宗旨，這是一條神圣的原則。
2分類原則。根據年齡、思想態度、將使用的改造技術、改造的階段。
3刑罰調節原則。應該根據犯人的特點、進步或退步表現來調節刑罰。
4工作義務權利原則。勞動應該是改造犯人和使犯人逐漸社會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5教養教育原則。教育本身就可以是一種教養手段。
6拘留的專業監管原則。監獄體制應該至少部分地受到一批專業人員的監督和管理。
7輔助制度原則。監禁結束后應有監督和幫助措施，直至或釋放犯人徹底恢復正常生活。
矯正技術，是指從技術的層面來矯正改造罪犯。就是把對罪犯的矯正和改造放到知識和經驗的綜合層面，如技術、技法、技巧、技藝等諸項問題；如程序、文件、規則、工具；如設施、裝置、儀器儀表等各項具體、規范的要求。顯然，這契合了當下大力推進的監獄工作科學化的戰略，符合了提高罪犯矯正質量的宗旨。盡管科學和技術還不是一回事，但至少，矯正技術隱含了科學的內涵、因素和基本要求。同樣，矯正技術也更深層地表達了矯正技術的規律、監獄工作的規律。因此，如果說，我們的監獄工作沒有技術含量，則很難說是科學的，也很難達到矯正的目的。[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