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求同存异：域外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协调
因承载的诉讼使命不同，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对程序关注的重心自然存有差异。兼顾公诉机关的公益职责和被害人的个人权利诉求，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二者的程序冲突、有效推进诉讼进程的功利选择。从实力对比度来看，由于公诉机关在整个控诉程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公诉权总是优越于被害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公诉权主体能在保障被追诉人基本人权的同时，平等顾及被害人的权利愿望，实现彼此的程序协调也并非是个神话。在此方面，域外的刑事诉讼实践已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其一，公诉机关给予被害人适当的程序照顾，尊重其人格尊严，尽量避免给其带来二次受害。当被害人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其自信心往往受到挫折，人格尊严也受到了无形的伤害。特别是儿童、女性或年老的被害人，因其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除了对犯罪的恐惧感挥之不去外，连面对生活的勇气也经常受到折损。公诉机关对犯罪人的成功控诉又往往离不开被害人的积极支持，如果不切实关心被害人被害后的身心感受，极有可能对其造成二次伤害，进而导致对公诉行为不理解和不配合。在域外，公诉机关一般能顾及被害人的情感需要。如，南澳大利亚的《被害人法》在其立法目的中明确：以立法方式确认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所遭受的犯罪损害；为被害人在司法程序获得应有待遇确立指导原则；帮助被害人恢复犯罪损害和以其他方法增进福利；为直接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提供有限的金钱补偿。正是在这样的立法目的指导下，该法为被害人获得人格尊严和公正司法待遇作了明确规范。其中的第6条规定，被害人应当受到诚恳对待并给予同情，且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文化和语言背景。其后续的规定则是如何保证被害人诉讼进程和犯罪指控的知情权、获得政府的金钱补偿和社会援助的相关规定。
其二，公诉机关对被害人的知情权予以程序保障，尊重其诉讼主体地位。在欧美等国家，被害人虽然不是诉讼当事人，但却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享有参与和知情的权利。
其三，公诉机关允许被害人辅助公诉或积极听取被害人的控诉主张，确保其程序参与机会。如，在德国，如果是性犯罪、侮辱罪、诽谤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谋杀或者谋杀未遂罪等案件的被害人，有权作为辅助公诉人亲自或者委托律师参加检察官的正式公诉。作为公诉的辅助参加人，被害人享有以下诉讼权利：出席一审听证；独立向法庭提供证据；请求驳回公诉或者撤销对被告人的指控；庭上直接向被告人、证人或鉴定专家发问；发表最后的辩论意见或者陈述其对案件裁判的主要观点；不服一审判决时独立提起上诉（仅限于被害人请求的事项范围内）。在瑞典、挪威、奥地利等国，如果检察官拒绝指控犯罪嫌疑人时，被害人对犯罪享有辅助起诉权。[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