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究竟是否采用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民政部会同修订法律馆在起草民律草案之际有更为系统的论述，他们认为：“本草案虽规定私法上之关系，然关于商事者，则让诸商法，不规定于本草案中。原来民商丽大法典之并存，多数之立法例虽亦如此，其学理上果正当与否，现尚为未决之问题。惟在中国，民商二法典使之并存，于实际上颇为便利也。又本案虽规定私法上之关系，然于公法上之关系并非全不规定。公法上之法律关系以规定于本草案为宜者，则收入本草案中。盖法典虽须尊重学理，然于实际上之便利亦不得轻视也。此外，私法上之法律关系亦非网罗于本草案中，因立法上及实际上之便宜，委诸特别法、条约及习惯等不少。”[11]
立法从时间上看，民律起草之前，《钦定大清商律》、《破产律》等即已起草颁行，遵循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如果在民法起草时再实行“合一”的编纂体例，肯定会给立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而从清末后期的法典编纂上看，清末所拟定的《大清商律》、《商律草案》也是民商分立的体例。就这样，关于民商合一或分立的第一次论争最终以“分立”模式的胜利而告结束。
清末采用民商分立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在“先订商律”的思想指导下，贯彻“商战”思想，商律独立先行制定可谓水到渠成；其二是清民（商）事立法主要是师从德、日，分立模式是具有继受法的性质。正因为此，清末的民商分立体例是历史形成的。
（二）民国初年民商合一论的流行
民初，民法的制定又被提上日程。因而，民商立法模式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与清末不同，在这一时期，“民商合一论”逐渐成流行趋势，成为一种立法思潮。
民国初年，对民商合一论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民初学者王去非。他认为：“商律为国内私法之一部，对于普通之民律法典，成为特别法，此为一般学者所公认，毫无疑惑者也。夫对于民律，别有商律之一大法典，其理由亟须说明。据吾辈见解，则谓商律法典之存在，仅本诸沿革之理由，非出于现今文明社会之所必要者。”他在分析了德、法、英、日等国学者关于商法典应该独立存在的四种理由后认为，此“四种学说，皆不能阐明商律法典存在之理由，则商律法典不必存在也，明矣！”[12]
所谓四种关于商法典存在的学说：一是“民律乃一国固有之法，商律为世界大同之法，范围广狭，既有不同，则其组织，不能无异，万难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故民律法典之外，当然应有商律法典也”；二是“商律之规定，为日进的，民律之规定，为守成的”；三是“商人重信用，贵迅速，商律既以此为基础而制定，以期契合商事敏活之精神，故与他种法律，性质殊异，不能不独立存在”；四是“商律组织之法案，与民律组织之法案，比较观察，差异之点甚多”。[13]
随后，王去非从商法的适用、商法的历史发展和商法各编的编纂体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论证了民商分立的不合理性。[14]
此外，学者朱学曾在其《民商法统一论》一文中也力主民商合一。
尽管民初学者推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这并未最终改变当时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但是，毋庸讳言，民商合一论在民初的流行，为南京政府时期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最终确立进行了学理上的准备。
（三）国民政府时期民商立法模式的确立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制定民法典被摆上议事日程。1929年1月，立法院第九次会议议决：“训政开始，各种法规，均待成立，权轻重而审缓急，应先行起草民法、商法、土地法、自治法、劳工法五种。”继而。民法委员会、商法起草委员会分别成立。1929年2月至1930年12月，民法委员会先后完成了民法总则编、亲属编、继承编，初步完成了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制定，深刻地影响着商法典编纂的独立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