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成本—收益分析解决了部门利益集团理论的难题。利益集团理论暗含一个很强的前提假定，即国会和总统默认或许可监管机构通过监管将资源转移给了部门利益集团（斯蒂格勒命题），并没有带来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这个假定的合理性在于，规章虽然要通过“公告—评论程序”，但监管机构被利益集团牵制并满足其偏好，产生了监管“俘获”。加利贝克尔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的讨论和应用，在政治选择模式中是对利益集团理论的一个解释和挑战[24]（P．1151－1152）。成本—收益分析将监管的总成本和总收益信息透明化，如果没有净收益，监管机构就不可能提出一个重要规章草案；即使提出了，也可能遭到OIRA否决；即使通过了提交国会，也可能遭到国会否决。在没有规章作为监管依据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就不可能实施监管，利益集团难以操纵监管机构[25]（P．289－297）。
3.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应用。哈恩和赫德（Hahn and Hird，1991）是首先对联邦监管收益和成本进行系统数据研究的学者。1991年，他们发表了“监管的成本和收益：一个综述与评论”一文，以1988年美元价格为基准，对当年美国的监管成本进行了评估。他们估算，美国1988年经济监管成本大约为450亿美元，与经济监管相联系的经济交易成本约为1 700亿至2 100亿美元，社会监管成本评估约为930亿美元。哈恩和赫德认为，第一，经济分析的标准技术能够对联邦监管活动的成本与收益作系统的评估；第二，经济监管的直接成本比与监管相联系的交易成本要低得多；第三，成本和收益评估的信息，对更好地理解监管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十分有益[26]（P．233－278）；第四，这些数据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有些缺乏统一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27]（P．1556－1572）。
霍普金斯（Hopkins，1992）在1992年进一步扩展了哈恩等人的研究。霍普金斯以1991年的美元价格，评估当年联邦监管的总成本约为5 42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交易成本1 300亿美元。监管的总成本占到当年GDP的9%以上。霍普金斯主要的贡献在于评估了程序监管—政府相关的繁文缛节要求的支出，这些支出在总监管成本中为1 890亿美元，而在这1 890亿美元的程序监管成本中，超过80%的成本都涉及税收的规定。纯粹巨大的程序监管成本显示，在改进税收体制效率的同时，必须减少繁文缛节和官样文章[28]（P．5－31）。
4.对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批评与质疑。学术批评者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和有效性均值得商榷。监管机构在制定规章时，应拒绝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这些批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个人愿意支付（Willingness to Pay）的标准不好确定。成本—收益分析实际是按照集合的个人愿意支付这个惟一标准对价值进行排序，并参照这一标准评估监管行为，但它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变量[29]（P．971－973）。
其次，未能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在市场上，实际上是否“愿意支付”，是计算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即这一标准取决于个人的支付能力。对穷人而言，即使他们非常想要的商品，也可能付不起相应的价格。当监管目的在于促进分配目标的实现时，成本—收益分析可能没有多大作用。成本—收益分析混合了一种不能接受的公正原则，它更加重视社会境况较好成员的福利，忽视了社会境况较弱成员的福利[30]（P．74－77）。
再次，许多东西的成本或者收益难以量化。这种批评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即使同意量化，但非交易性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它难以被量化。如何对生命延长、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进行计量，如何判定致癌物质的确切危害程度和某种污染引起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并精确评估它们的成本和收益是相当困难的，也容易引起争议。规章制定者用货币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时候，对这些因素的评估都是主观的，必然包含着不一致[31]（P．2042－2064）。当然，也有各种方法进行这项工作，但是，它依赖一定的假设。而就精确性而言，不可能达成一致公认的合理性结果。二是不同意量化方法。许多收益是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人的生命和生态平衡是不应该用商业标准的货币形式来衡量的，因为人的生命和生态平衡的自然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金钱。三是不应仅仅因为成本超过收益而否决监管。成本—收益分析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的规章草案的预期成本超过了它获得的收益，但这项决策仍然是正确的，对社会的未来收益是不可估量的。但因为现在成本高于收益，这些规章可能被OIRA否决了。尽管成本—收益分析看起来是客观中立的，但它实际上体现出功利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精神权利能够被实用的收益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