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
随着监管型政府的兴起，总统式集中控制—OIRA集中审核规章，监管理论进一步发展，研究法律、行政命令和规章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和风险分析，已经作为行政机构制定规章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监管的收益能够证明为其支付成本的正当性，或者社会净福利最大化，成为判断是否监管的标准和衡量监管绩效的方法。
1.成本—收益分析的性质。桑斯坦（CassR．Sunstein，1995，1996）认为，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的理念和思路，可能促使美国正处于一个宪政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沿着这个理念和思路对以前的公法进行系统的梳理、检讨和修正，使成本—收益分析变成具体的法律条款，这将标志着美国自1946年行政程序法颁布以来，对监管制度最为深刻和最为根本的一次改革。因此，国会建立成本—收益分析的监管机制，成本—收益分析作为监管机构制定规章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并以成本—收益分析衡量监管绩效。他认为，美国进入一个成本—收益国家[18](P．1－56；[19]P．247－310)。（注：Lawrence Lessig and Cass R．Sunstein,The President and The Administrat ion,Columbia Law Review,Vol．94,No．1(1994),pp．1－123;Richard H．Pildes and Cass R．Sunstein，Reinventing the Regulatory Stat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ume．62,No．1(1995),pp．1－130;Cass R．Sunstein，Congress, Constitutional Moments,and the Cost－benefit State,Stanford Law Review,Vol．48,No．2(1996),pp．247－309．芝加哥大学法学院Cass R．Sunstei教授在1994、1995和1996年连续发表了代表性和引用率最高的三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三个观点：坚持总统式的集中控制；OIRA发挥审核与协调功能；监管影响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是制定与评估法律和规章的重要程序和方法。Cass R．Sunstei教授的理论观点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奥巴马于2009年任命Cass R．Sunstei为白宫OIRA主任。）
格雷汉姆（John D．Graham，2008）在2008年发表的长达146页的文章中，对成本—收益从理论推动到制度演变，解释了成本—收益分析的角色与作用。在联邦法律中，一些法律规定，禁止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另一些法律没有规定是否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学术理论推动了成本—收益分析对改革法律的作用。他认为，相对于30年前的里根时代，现在成本—收益分析对联邦机构的规章制定有很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20]（P．395－540）。
2.成本—收益分析的作用。一是作为决策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桑斯坦（Cass R．Sunstein）、哈恩和桑斯坦（Hahn and Sunstein）认为，在关于提高市场效率、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质量的争论中，成本—收益分析将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引入政府公共政策领域，某项公共政策从总体上看是否对稀缺资源进行了合理的配置，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约束条件，它对一项政策所有可能产生的影响要进行充分的调查[21]（P．1153－1177）。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既有实证分析的市场基础，又有规范分析的价值取向，可以解释现有政策的效率，又可以预测未来政策的走势。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成本—收益分析能够帮助立法者考虑到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以污染监管为例，如果要求达到100%的零污染，那么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就会大大超过边际收益，得不偿失[22]（P．245－270）。
二是解释和解决监管监管者问题。艾瑞克·A·波斯纳（Eric A．Posner，2001）认为，成本—收益分析能够帮助国会、总统和法院监督和控制监管机构。他建立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在模型中，国会和总统作为委托人，监管机构作为代理人。委托人委任授权给代理人。在代理人对委托人诚信的条件下，代理人可以凭借专业技术实现委托人满意的目标。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可以利用已经取得的委任授权，违背委托人的意志谋取利益。委托人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希望把代理成本降到最小化，就建立相应的制度约束代理人。成本—收益分析为委托人克服信息不对称提供了控制代理人的工具，代理人必须收集、分析和披露市场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代理人如果依据不充分、不真实或错误信息制定规章，必然遭到政治制裁或者法律制裁。政治制裁由委托人施行政治处罚，包括总统对监管机构负责人的记过处分、暂缓批准或否决监管机构的规章。国会可以否决监管机构的重要规章，或者削减拨款经费。法律制裁是法院通过司法审核，裁决监管机构的规章违宪或违法。美国政府对监管机构经常使用政治制裁和法律制裁[23]（P．1137－1185）。（注：Eric A．Posner,Controlling Agencies with Cost－Benefit Analysis:A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Perspectiv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Review,Vol．68,No．4（2001）,pp．1137－1185．以及Eric A．Posner, Cost－Benefit Analysis as A Solution to A Principal－Agent Problem，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Vol．53,No．1（2001）,pp．289－297．Eric A．Posner, Using Net Benefit Accounts to Discipline Agencies：A Thought Ex-peri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50，No．5（May，2002）,pp．1473－1488．芝加哥大学法学院Eric A．Posner教授的这三篇文章，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论述了美国国会、总统和监管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强调了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对委托人与代理人的不同作用，成本－收益分析要求代理人提供监管机构对市场监管产生影响的基本信息。他认为，虽然法律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和风险分析方法有缺陷，但在法律实证研究中，还没有发现一种替代它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