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言论的自由度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官员名誉权的范围越宽泛，则意味着民众的言论自由越受束缚；相反的，民众的言论自由的范围越宽泛，则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就要受到制约。《国语·周语上》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古人尚且懂得这个道理，在民主法治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大势之下，更要重视言论自由的保护。不过，要真正达到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遏制政府官员动辄滥用公权力以“诽谤罪”为“杀手锏”压制、打击言论自由的真正效果，最重要的还是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建立起宪政观念，尤其是对言论自由重大价值的认识。彼时，“因言获罪”可以休矣，“下一个王鹏”才能杜绝。
【作者简介】
郑金火，单位为厦门大学法学院。
【注释】“王鹏诽谤案”的案情详细可查阅新华网、中新社、《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新浪网等媒体的相关报道。例如：《举报公考作弊竟遭“跨省刑拘” 王鹏错案如何逆转？》，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0—12／03／c—12842329．htm，2010年12月6日访问；《三问王鹏》，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0／12／02／1060005.html，2010年12月6日访问。
李道演：《诽谤罪的冰火两重天》，http：／／daoyan903.fyfz．cn／art／830289.htm，2010年12月6日访问。
参见金泽刚：《媒体诽谤与权力遭罪》，《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
《负面报道涉及县委书记？辽宁西丰警方进京抓记者》，人民网，2011年2月2日访问。 同前注。
潘洪其：《给公权力插手诽谤案套上“辔头”》，http：／／view．news．qq．com／a／20101203／000006．htm，2010年12月16日访问。
同前注，金泽刚文。
叶铁桥：《诽谤案程序为何一再错误启动》，《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2日。
参见陈珊珊：《论诽谤罪的价值抉择与检验逻辑——以彭水诗案为发端》，《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1期；王书成：《“手机短信‘诽谤案’案”与言论自由之界限》，《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重庆公务员写短信被拘案续定性为领导干预司法》，http：／／news．sohu．com／200700119／n247710539.shtml，2010年12月18日访问。
转引自T·巴顿、卡特朱丽叶·L等：《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大谷实：《
刑法各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参见赵秉志：《香港
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411页。
唐煜枫：《论诽谤罪成立之
宪法限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王帅一案的详情见：《“灵宝帖案事件”始末》，http：／／www．dahe．cn／xwzx／dhfd／jrfd／lbta／，2010年12月18日访问。
参见刘哲：《王帅不是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检察风云》2009年第10期。
《内蒙古男子发帖举报征地问题被判刑重审再加刑》，http：／／news.sina．com．cn／c／2009—04—20／034017643035．shtml，2010年12月18日访问。
钱舫、秦思剑：《诽谤罪与名誉权的
刑法保护》，《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
参见唐煜枫：《名誉权的
刑法保护及其限制：一个宪法规范的视角》，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罗斌、宋素红：《中美新闻诽谤诉讼理念比较——我国新闻诽谤诉讼中新闻媒体败诉率居高不下原因初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法治斌：《论美国妨害名誉法制之
宪法意义》，载法治斌：《人权保障与司法审查》，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Thomas L．Tedford，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Publish Carbondale：Southern 111．Univ．Pr. C1985，p95．转引自张玉芝：《20世纪美国言论自由与其司法原则》，2004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同前注，罗斌、宋素红文。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
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郭延军：《地方“一把手”不可公器私用违法止“谤”——评山西稷山“诽谤”案的侦检审》，《法学》2007年第6期。
展江：《杜绝“因言获罪”，保护公民的言论表达权》，http：／／www.infzm.com/content/48268，2010年12月20日访问。
2002年12月18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一审驳回著名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引起法学界瞩目的是，法官们首次使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明确阐述：“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这是我国司法界在审理新闻侵权案件时首次将西方新闻侵权法中“公众人物”法律概念及“实际恶意”与“微罪不单”原则引入了我国司法实践中。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88页。
该表态还指出：“二要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三要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的制度。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以便帮助基层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详见《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检察日报》2010年8月7日第1版。
展江：《遏制因言获罪，理应先阻“捕快拿人”》，http：／／view．news．qq．com／a／20100809／000017．htm，2011年2月2日访问。
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http：／／laws.findlaw.com／US／376／254.html。转引自任东来：《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关于美国媒体的诽谤诉讼》，《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参见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参见武健：《也谈王帅及吴保全诽谤罪——以
刑法目的为视角》，《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彼德·伊龙斯：《为权益而战》，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参见唐煜枫：《言论自由的刑罚限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