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守诽谤罪构成的法律底线
——从“王鹏案”说起
郑金火
【摘要】对于侵犯名誉权的诽谤罪，在成立和处理时必须坚守这四个方面的法律底线，以防范和遏制公权力对于“诽谤案”的滥用：诽谤原则上属于“告诉的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公器不能私用；捏造事实并加以散布是诽谤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意见表达特别是公民的批评、建议是正当的言论自由权从而不可能构成诽谤，我国有必要汲取“公正评论”规则以完善诽谤法则；诽谤的行为对象应当指向特定的公民，但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诽谤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故意及诽谤目的，但批评、指责政府官员不是故意诽谤，涉及政府官员的诽谤案必须由原告证明被告是出于“确实恶意”。
【关键词】王鹏；诽谤罪；公器私用；严格限制
【全文】
前些日子，新闻媒体曝出了“王鹏案”——又一起滥用公权力“跨省刑拘”所谓“诽谤者”的错案。此案一经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一时间，诽谤罪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成为公众及专家共议之话题。2010年11月23日，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的25岁青年王鹏，在办公室被来自宁夏吴忠市公安局的民警带走。这一切缘于他3年前发帖举报“官二代”大学舍友马晶晶在共青团银川市委招收公务员的招考考试中涉嫌“作弊”。11月25日，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向王鹏父亲王志昌出示《拘留通知书》，其内容显示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将王鹏刑事拘留。随后，在媒体监督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吴忠市委、市政府迅速介入该案，使该案出现“逆转”。12月2日凌晨，吴忠市委、市政府向新华社记者通报，决定纠正利通区公安分局跨省刑事拘留王鹏错案，并处理了有关责任人。通报说：“审查结果认为，利通区公安分局在办理王鹏案件中存在过错，将本应属于自诉法律程序的案件按照公诉案件办理，属于错案。”12月3日，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对该案作出《刑事赔偿决定》，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决定给予王鹏刑事赔偿1003．44元。[1]
近些年来“诽谤案”或“诽谤罪”屡屡成为各大媒体和社会各界热议、讨论和批评的焦点。这并非是说老百姓一夜之间对自身的名誉权突然特别关注起来，也不是法院对于老百姓的名誉权突然给予了特别的保护，而是因为“诽谤罪的法律适用，在公权领域火爆异常”，[2]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动辄公权插手“诽谤案”，动用公权力以“诽谤罪”对付那些告状、举报或者对地方政府、官员提出批评、建议的公民，或者地方政府、官员时常以“诽谤罪”为“杀手锏”来打击、报复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记者。以2009年为例，较典型的河南灵宝“王帅诽谤案”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诽谤案”——都是因为在网上发贴曝光地方政府违规征地而被地方政府以“诽谤”的罪名问责。观察一下近几年来经媒体曝光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诽谤案”，较大影响的就有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陕西的“志丹短信案”、河南的“孟州书案”和辽宁的“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案”，等等。在这些案件中，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特点：一是公民“因言获罪”，“官告民诽谤”；二是公权力（主要是警方或地方政府官员）随意滥用也即“公器私用”介入“诽谤案”，形成“权力造罪”。[3]基于此，为了防范或者减少此类“悲剧”、“闹剧”乃至粗暴践踏法治的“丑剧”再次上演，有必要重新检视诽谤罪的刑法原点问题，强调诽谤罪成立和处理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一、诽谤案“告诉的才处理”——“公器”岂能“私用”
《刑法》第246条第1款对诽谤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作了规定，即“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该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据此，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诽谤罪，不仅要依据诽谤罪的成立要件进行考查，而且必须由认为自己遭受诽谤的人对涉嫌诽谤者提起自诉，除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也就是说，诽谤案原则上是自诉案件，“告诉的才处理”，即“不告不理”。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由此，所谓“告诉的才处理”或者“不告不理”，指的是被害人必须亲自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即告诉），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案件；被害人不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不得主动受理案件。“告诉的才处理：并不象一些政府官员所理解的——向警方报案或者所谓向警方‘告诉’。”国家刑法将“诽谤罪”原则上定为自诉案件，而不是公诉案，这表明原则上公权是不能介入诽谤案的，以彰显司法的公平。
但是，一些地方的警方还是取媚于权力，将自诉的诽谤案，办成轰轰烈烈的“跨省抓捕”的大戏，引起了公愤。考察这些年来的“诽谤案”，最受人诟病的是一些自认为受到举报者、批评者、网上发帖者诽谤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是到法院提起诽谤的自诉，而是动用警察的力量来抓捕那些被认为涉嫌诽谤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几起已经发生的县政府及县领导被“诽谤”案中，无一例外地动用当地的警力介入诽谤案，更有甚者，在辽宁“西丰诽谤案”中，因为记者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涉及县委书记，警察竟然禀承县委书记的旨意进京抓捕《法制日报》记者。[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