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如何确定渔业权的母权呢?原则上要遵循“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首先确定渔业权的客体，然后考察该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至此，可以锁定该所有权就是渔业权的母权。[7]这在内水和领海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说明，在大陆架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场合也相对易于解释，但在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的场合需要费些笔墨，在公海海域和他国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场合，确定渔业权的母权就不那么简单，需要区分国内法上的渔业权关系和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分别考察和说明。对于后者，至少有四条路径可供选择。
其一，如果认为在公海海域和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不属于渔业权渔业，无论在国内法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是如此，那么，无需寻觅渔业权的母权，“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完全用不上。
其二，如果认为在公海海域和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被配置的渔业权以公海海域或者他国海域为其客体，那么，“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就不宜应用，因为作为此类渔业权客体的海域不属于我国所有。
其三，如果区分渔业权的客体与渔业权直接作用的海域，渔业权直接作用的海域为公海海域、他国海域，这不属于渔业权的客体范畴，渔业权的客体仍为我国海域，那么，“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就仍然可以应用。
其四，继续遵循“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他物权的母权”的思路，但要区分国内法上的渔业权关系和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寻觅我国法上的渔业权的母权属于国内法上的问题，渔船在公海海域、他国海域从事捕捞作用属于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我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后两种关系场合，我国法上的渔业权并非在公海海域、他国海域从事捕捞并取得渔获物的正当根据，我国渔业经营者从事渔业活动的海域所在国基于国际法准则所享有的权利，才使我国渔业经营者的渔业活动合法。国际法规范公海海域、他国海域的渔业活动确实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正如有学者所说，面对海洋有生资源并非无穷尽，且鱼类种群可能因过度滥捕而消失殆尽的现状，国际法不得不思有所节制的规范，对渔业资源接近权等作出规定。[8]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条、第61条~第69条、第116条~第118条等都属于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换个角度观察和表述，后两种关系中没有也不需要考虑我国法上的渔业权。既然不是我国法上的渔业权在起作用，我国渔业经营者所利用的处于公海海域、他国海域的渔场，就不是作为我国法上的渔业权的客体身份出现的。这样，后两种关系不会影响在国内法上存在着渔业权及其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