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第一，渔业权同矿业权在结构上并不存在上文所描述的那样相似，而是具有实质的不同。第二，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需要正确处理。对此，分析如下：
“矿业权之于矿产资源，犹如渔业权之于渔业资源。按照类比的方法，既然矿业权的客体不是土地，而是特定矿区或工作区内的地下土壤与其赋存的矿产资源，矿业权的母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那么渔业权的客体就不是水域，而是特定水域与其中的渔业资源，渔业权的母权是渔业资源所有权。”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如同上文所述，海洋包含海洋资源，而海洋资源包括海洋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众所周知，渔业资源在公海捕捞的情况下谈不上一个国内法上的所有权制度。而矿产资源却存在着一个国内法上的所有权现象。这表明，把渔业权与矿业权的结构等同的观点违反我国现行法的规定，也不符合通说。[4]
虽然在内海存在着国内法上的所有权现象，但因法律尚未把渔业资源所有权单独地作为一种所有权类型看待(《宪法》第9条、《民法通则》第81条、《土地管理法》第4条、《渔业法》第10~11条)，而是把它并入海洋资源所有权当中了。这显然不同于矿业权场合并存着土地所有权与矿产资源所有权的架构，由此显现出上述类比的不当。[5]
在内水，渔业界更关注特定水域中的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或者说注重水资源中的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所称谓的水域一定是关于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的水域，所说的水资源一定是关于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的水资源。鉴于通说认为海洋资源包含渔业资源，为统一内水资源和海洋资源起见，在渔业法上，应当将水资源理解为包含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鉴于通说认为水域包含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应当把水域理解为包含水生动植物乃至整个渔业资源，从而对渔业权尽可能地作体系化的理解。如果这个结论是准确的，那么，渔业权和矿业权的结构不同，且该不同处于法律评价的重要地位，表明二权间不存在着“类似性”，因而不宜类比。[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