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农民有希望得到田面吗?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从法理上说，以田面为比照扩充土地承包权没有太大障碍。问题只在于，是否会出现以田面为原型的立法意志?
真正的障碍是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对乡里的渗透形成了一个需要供养的中间层，国家通过“乡里中间层”进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把土地(使用权)的授受作为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此同时，古时叫做“差徭”(提留、统筹、义务工、各色摊派)的部分从功能上说恰恰是完成对于这一中间层的供养。因此，这个中间层就生存于以土地授受为杠杆的权力关系中，所谓沉重的“农民负担”恰恰表现为这一中间层的利益乃至数量的膨胀。
如果把土地承包权田面化了，那么，我们可以预料，田底(至少在一开始)就在乡村集体组织的手中，我们再假定乡村组织还是在“乡里中间层”的掌握之中，他们同样可以对国家纳办粮差。
但是，由于大租的定额化“，乡里中间层”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是一个定数，没有任何增加的可能。
这样，从总体上说“，乡里中间层”得到的资源就被固定了，征地时的比例也被固定，价格亦没有操作的空间(市场价)“，乡里中间层”的寻租空间将非常狭窄。由于田面承包合同的期限和违约限制“，乡里中间层”(他们代表国家)将失去以权力意志控制农民的终极手段。以土地授受建立起来的传统的权力关系将难以为继。
这是一次抉择：要么使承包权止步于授受，要么选择田面。止步于授受，毫无疑问将继续产生腐败(授受的天然成本)和无效率产权“，三农”问题将愈演愈烈；如果选择田面，意味着最终将回到原生的、传统的乡村秩序。中国传统的乡村本来就是一种原生的文化生态，政治权力的长期渗透使之失去了固有的平衡，中国土地问题的最深根源就在于这种渗透“，三农”问题只是这一古老痛苦的现代表达。但是，恢复乡村原生生态的必要条件就是国家权力的退场，返回原生秩序意味着在文化层面完成一次“退耕还林”。虽然原生的乡村秩序早已在这块土地上证明了其可行性，而且农民已经表明了他们对田面的渴望，但是，国家似乎没有做好准备。的确，此事非同小可，对于任何一个改革者来说，这种抉择是对政治意志的严峻考验。
【作者简介】
吴向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参见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48～150页。
参见仁井田升：《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姚荣涛译，载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9～410页。
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载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页。
具体细节，参见温世扬《：集体所有土地诸物权形态剖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2期。
参见我国《
土地管理法》第
59条。
我国《
土地管理法》第
37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1页。
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特别容易理解赵晓力在实行“三田制”的陕西某县的实地观察。参见赵晓力：《通过合同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魏书•食货志》：“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
参见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96～300页。
从唐西州的实证资料看，最低的户是115亩，最高的户241亩，平均每户64172亩。原始数据参见上注，杨际平书，第313～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