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永业田与土地承包权
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官府的授田有着良好的用意，否则农民的衣食和租调都同时成了问题。
授田使得他具有负担赋役的基本资源。北魏时的税赋按户征收，与田亩的大小无关。[9]从对均田制运行的实证资料(例如敦煌、吐鲁番的西魏户籍资料)看，受田不足是十分普遍的情况。[10]原因很简单：还田量不足，最后结果是可以流动的“公田”枯竭。究其根源，又归因于桑田被定为“世业”，还受无期，其份额稳定增长，从理论上说，当人口增长到其所需桑田数量大于、等于总田亩时“，公田”的来源就只有流徙绝户等特殊情况了。土地授受的动态平衡则要求杜绝“世业”，一律采用附有期限的受田(这可以使我们理解土地承包期为什么只有30年，这似乎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一逻辑使得以行政力量完成土地资源配置的策略陷入两难：如果只提供应附有期限的佃业，按照资本化的规律，期限本身大大减损了佃业的价值，降低了投入(劳务和资本)的兴趣，从而妨碍了其必要的流通(生产要素的自发配置)；如果不禁“世业”，则授受关系难以为继，其间的权力纽带将失灵，导致系统崩溃。
那么，在均田制下，一个没有爵位的普通北魏农民到底能得到什么?从“地令”看，他应该得到宅基地(1亩)、桑田(20亩)的一部分，也许能得到一些口分田(麻田、露田和倍田)，但不保证。[11]桑田不还，可以继承，可以有条件买卖(卖盈补亏)。口分田不能卖，但北周以后可以典及抵押。官府对桑麻的种植下达硬性的计划。
三、民间地权秩序中的田面
就土地的使用进行资源配置时，官府授田是一种机制，民间的地权流转是另一种机制。在均田制失败后，后者开始成为土地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民间地权交易的标的开始分化，在南方的大片富饶的区域，出现了一田多主的现象。
1、一田多主与田面
田底田面分离是一田多主的基本特征。同一块田被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叫田底，上层叫田面，田底和田面各有其主，可以独立转让，互不相涉。这一现象与所有权的观念是矛盾的，但回到古人的思维方式，会发现这些现象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的古人不知道所有权，对他们来说，土地是“业”，人在土地上谋生，所谓谋生就是做特定的事情(管业)，获得衣食的来源(“养”)。所有权是排他的，但管业不排他。在同一片土地上，人们可以分工，各管各的事情，由此就得到了不同的管业地位。因此，对土地的利用，最终呈现的是一种稳定的“管业秩序”。田底田面的分裂实际上是一种“一田多养”的管业秩序：田底有一个业主(大租主)，他不管耕种，只管收租纳粮，每年收一个固定租额(大租)，办纳粮差，剩下的归自己；田面可以另有一个业主(小租主)，他负责起耕收割，交纳大租；田底和田面业主之间的关系被简化到只有大租。由于交大租比交皇粮、担徭役省事得多，田面业主就完全不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田底田面可以各自独立交易，互不干扰，田面的交易只要在契约中载明此田面载某某户大租若干即可。仁井田升还专门指出了一个现象：在多数情况下，小租主欠租时，大租主不能收地，只能催租。从官府的观点看，田底业主是地主，小租主是佃户；从民间的管业秩序来看，真正能够“使用”土地的是小租主，地面上的事，大租主管不着。田面属于“佃业”，这是与所有权毫无关系的无限期使用土地的一种管业地位，佃业这一称呼往往标志着佃人对土地有工本的或现金的投入，“出资买耕者，名为佃业”。田面没有赋役的困扰，只纳大租，大租的数量明显低于私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