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被遮蔽的主体
在集体土地上，各项法律条文都向我们提示着某种更高、更强有力的权利，它属于一个真正的主宰者、一个从来没有虚位的最高意志，那就是国家。在这样一种法律框架中，不管是什么土地，只有国家才称得上是所有权的真正主体。当然，在宪法中保留了这个名色，在土地法中也有相应的努力，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美好的意愿，即尽量给作为“集体”的农民多保留一些地权，而且留给“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也绝非空洞无物，只是这些权利不可能具有所有权的本质。意愿是一回事，法律的现实是另一回事。从国家利益考虑，那些阻止“集体”土地权利成为所有权的规则，每一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管理价值，这就是现实。如果我们真想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停止对“最高权利”的浪漫想象，回到权力结构的现实中来。现实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没有虚位，只是被遮蔽了，因此，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缺位是一个假问题，由服从国家意志的乡里中间层填补这一“缺位”也不是什么问题，如果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如果农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自古有之的权力关系。真正的问题只发生于这样的情形：乡里中间层利用国家意志，并以国家的名义践踏农民利益。可惜，这种情形恰恰是历朝历代防不胜防、愈演愈烈的局面，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其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惊心动魄，惨不忍睹。原因很简单：国家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天然地具有失控的危险，其失控的总体程度(概率)与其延伸的长度(层次和范围)正相关，越到基层，越容易失控。集体所有权的真正主体的遮蔽，反而给乡里中间层无数的机会，以“集体所有权”的名义扩大寻租的空间。名义上的所有权并非没有风险，这并不意味着建议取消“集体所有权”(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所谓取消的)，而是要求我们从学理上返回真实，不要对一个逻辑虚构想入非非。现实情况是，在一个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权”名色下，保留着一些容易被乡村中间层滥用的地权。在农村土地上，我们再一次遇到“前所有权”的情形。
二、管业秩序中的永业与承包
让我们回到关于农村土地的最坚实的起点——管业。管业就是对土地的使用，不牵涉所有权的转移。对国家来说，管业是一种许可，允许你占田、起耕、完粮、纳税，也就是说，允许你通过使用土地而获益，交换条件是，你要承担赋役。以古人的术语表达，今天的土地承包就是管业，因为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设想、也不打算允许在民间有任何程度的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缺位来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古往今来，一向如此。这一事实恰恰造成了古今地权秩序的可比性。
古代中国的实例表明：在前所有权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建立相当灵活和高效的地权秩序。坦然承认土地所有权在民间的缺位，反而使得理论或实践变得更加务实和有效。在垄断所有权的大前提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达成对土地的最有效的利用?这是历朝历代都会遇到的一个老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管业秩序中，有两个制度特别需要注意：一是北魏官府建立的均田制；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田多主。前者是官府在地权领域做出过的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主动建树；后者则产生了“田面”，是佃业中对农民最有吸引力的一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