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围绕归责原则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
1、对无过错责任中“没有过错”用语的否定
现有立法中的“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用语既矛盾又不合理。说其矛盾，是因为从逻辑上而言，承担法律责任是因为有法律上可归责的事由，而对于侵权责任无疑是指“过错”。没有过错法律让其承担侵权责任就失去了基础。为侵权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侵权责任，还有一种是基于合同或法律的规定承担的法律责任(如保险责任或有关非侵权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责任)。侵权归责原则显然是针对前者，而不是后者。作为第二种法律责任的主要是指保险责任、其他社会组织对侵权受害人的损害救济，他们承担责任的性质大多属于绝对责任(不能提出减免责任抗辩)，所以，不应当归属于侵权责任，也不按照或适用侵权归责原则。
从目前学界的普遍认识看，“没有过错”的含义是特指“不问过错”，既然不问过错了，为什么还要用“过错”的用语来表述归责原则。有人说这是相对于过错原则而言的，可是，过错归责原则的对立面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的原则，实际上这种归责原则在侵权法上并不存在，目前的无过错归责原则所要表述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也就使得“无过错责任”用语引起更多质疑变为并不奇怪的事情。
2、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的关系。
一些理论将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作为特殊侵权的一个特点，也有理论将归责原则作为划分侵权类型的主要标准。这就提出了“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是举证责任决定了归责原则还是归责原则决定举证责任。从法理学角度看，应当是归责原则决定承担责任，因为举证责任仅仅是解决侵权事实上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面看到，大陆侵权法理论中的“无过错归责原则”中的“不问过错”的判断，仅为举证责任倒置设定了“举证规则”，而不是归责原则。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不能将法律上认定的归责原则与通过司法途径确定责任时的举证问题混为一谈，法律认定责任的前提与司法手段中确定责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二是归责原则涉及的是立法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不能将司法救济中“不问过错”的举证问题简单的与归责原则混同，即使将立法的规定视为是在“不问过错”情况下依法归责，也不能否定法律确定归责原则时，已经对责任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