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案是法律问题，其解决的既定前提就是当前法律，而不能是任何其他假定的前提。
你以“废除死刑”的正当性来作为李昌奎案的“实质正义”的根据，已经超越了李昌奎案作为法律问题的应有前提。已经不是在讨论具体的法律问题了。所以，对话的场景已经发生了置换。沟通就是不可能的了。”
我回应：“那么请问？刑法的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是法律问题吗？人家二审法院从轻减轻是不可以的嘛？这不是法律问题吗？可以，那凭什么再改！难道这里的可以，是我老大我可以？”
山里人回应：“按照一般的理解，此处的“可以”，是与“必须”相区别的。这个问题不必再讨论了，你的文字游戏把自己绕进去了。你认为自己正确，那就坚持自己的“正确”。”
本人认为，如果我们仅就法律说法律，或者来说案件，没有律师和法官不明白，“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意思，也不会产生分歧。当他们对这个可以发生争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法官的这个“可以”的这个正当性问题。或者用德沃金的话说，“这是由于当他们似乎在理论方面争论法律是什么时，实际上他们是在争论法律应该是什么。他们的意见不一实际上是关于忠实和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李昌奎案件，“可以”在法律中的含义到底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可以是什么！法官适用“可以”，到底是在忠实于法律精神？还是在忠实于道德准绳？因为事实已经被固定了，这样，本来属于法律的可以，就不得不超越法律来进行讨论。也就是说，一审二审都是可以的可以，关键是您忠实于法律还是忠实于道德。
当您忠实于法律的精神之时，您就会考虑使用刑法67条，并没有冲突条款，没有法律的例外，应该严格执行。当您忠实于道德之时，您就会考虑，强奸、杀人、手段恶劣等等事实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杀人偿命的道德底线，于是刑法67条的适用便被放弃了。到了此时，刑法第67条的适用，成了法官的信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