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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审理滥用形态之检视与厘正

  

  延期审理制度是与迅速审判原则相冲突的一项制度,在确立迅速审判原则的国家和地区,在刑事诉讼法中一般都不会规定延期审理制度,并且限制诉讼过程的延缓和延迟行为。但是,不能就此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延期审理制度是因为没有将迅速审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诉讼制度是实现诉讼目的的手段,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且,在“犯罪控制论”实质统摄刑事司法理念的局面下,惩罚犯罪始终是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惩罚犯罪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一种保障形式,保障人权应该在惩罚犯罪的前提下讲保障人权。[11]办理刑事案件,打击犯罪,千条万条,查明案件事实是第一条,只有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才能及时落实国家刑罚权。[12]因此,修订前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制度安排上都不惜以牺牲被告人人权为代价,着力服务于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这一首要目的。案件在已经开始的审判过程中停下来,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追求案件的真实,为了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实。[13]另一方面,延期审理可以暂时缓和控辩审三方在庭审中出现的矛盾,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都不同程度地尊重和体现了冲突双方的利益,因而使潜在的实体冲突显现为程序冲突,刑事诉讼就是通过一步步地暴露、证成和消解程序性冲突而达到对实体性冲突的消灭和控辩对立双方的心理调适的。”[14]为此,笔者认为,发现真实及程序解压,此二者乃是刑事诉讼设置延期审理制度的本义所在。


  

  二、延期审理的滥用形态及原因分析


  

  虽然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刑事案件延期审理的适用条件和期限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延期审理的运用和操作却并不规范,也背离了设置延期审理制度的初衷。如,新华网报道,新华人寿原董事长关国亮,被控职务侵占300万元、挪用资金2.61亿元,此案于去年12月3日审理完毕,然而,时隔一年多,审判期限早过,但至今未判。记者昨天获悉,因该案案情复杂,市二中院已延期审理。[15]又如,新安晚报报道,广为人知的合肥“驾校潜规则案”原定于今日开庭,但由于法院对双方的调查尚未结束,此案将延期审理,而该案也由“简易程序”变成了“普通程序”。开庭时间也由今日延期至10月21日。[16]再如,《北京晨报》报道,检察机关放弃了国庆黄金周的休息,仅用4天时间就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效率可谓神速。10月8日上午,方舟子和方玄昌遇袭案正式被检方提起公诉,肖传国等5人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方舟子和方玄昌的律师及方玄昌正式向石景山区检察院递交补充侦查的申请,并同时向石景山区法院递交重新进行伤情鉴定及延期审理的两份申请。截至记者发稿前,方玄昌告诉记者,刚刚接到10日上午10时开庭的通知。[17]


  

  这几则报道在及时传送案件信息的同时,更让我们注意到了案件中适用延期审理的普遍以及混乱,如新华人寿原董事长职务侵占案中的因案情复杂延期审理,“驾校潜规则案”中的延期审理后简易转普通,方舟子被袭案中的开庭前申请延期审理等等。结合实务部门的分析材料来看,目前刑事案件适用延期审理主要存在使用频率高、适用条件不透明、操作规程不统一的问题。例如,河南省如皋县法院2009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442件,需要延期或已经延期审理的案件有31件,占7%,同比上升121.4%。经分析,主要原因是:(1)公诉机关起诉证据未能到位;(2)一起案件多次鉴定;(3)被告人脱逃现象增多,当案件诉至法院后,发现被告人脱离监管,因追逃不得不延期审理;(4)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增多,调解费时费力。为了缓和情绪、化解矛盾,不得不适当延长刑事案件审理期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协调、疏导;(5)请示案件相对增多,共有10件刑事案件向中院请示,同比上升100%;(6)刑事上访案件增多,为了缓和上访人的情绪,从和谐司法的要求出发,审判人员反复与地方党委政府联系沟通,共同开展稳控息访工作,相关案件的审理不得不放慢节奏。[18]又如,某法院对2005年至2007年8月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作了司法统计,从统计情况看,两年8个月的时间里,这一法院共审理各类刑事案件231件,延期审理24件,占案件总数的10.4%。其中被告人汪某贪污案法院受理后,先后5次延期审理,延期审理的理由是疑难、复杂案件、向领导汇报、补充证据等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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