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经过分析不难发现，以上质疑并非不可反驳。基于债权的请求权性质认为一般债权质押担保功能有限不无道理。但事实上，在一般债权质押实务中，没有人会不经过信用调查，甘冒巨大风险将资金出贷或者设定很难实现、甚至没有实现可能的质权。设想有这样一种人存在，与民法上“理性人”的基本假设是相悖的。这种信用调查包括对出质人以及第三债务人的还款能力等方面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以便为进一步决策提供依据。当然，这无疑是加大了质权人的信息咨询成本，因此有学者呼吁建立全社会多层次的信用和风险评级制度，[10]培育中介机构，分担质权人的负担，保证债权利用的良好运行。在这样的制度健全之后，随着不良债权成为质权标的可能性的减小，一般债权的担保功能会相应地增强。至于一般债权作为质权标的时的公示难题，在未找到合适的公示方法之前，可以通过其他制度设计尝试解决。权利质权作为物权，其所以需要公示，系由其对世性。换言之，一方面，质权人的质权需得到尊重，不受任何人的侵害，另一方面，潜在的后顺序质权人（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需加以保护。质权人占有债权证书一可以宣示质权的存在，二可使善意第三人从质权人处获悉债权设质的事实，在法律规定债权设质需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场合，同一事实亦可从第三债务人处知悉。那么，若第三债务人谨遵诚信，以上设计似乎达到了对质权人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目的。但若出质人与第三债务人恶意串通，善意第三人从第三债务人处无法得知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得知错误的信息，其利益难免受损。为有效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赋予第三债务人抗辩权的同时，对之课以如实告知权利状态的义务，使第三债务人处于出质人的保证人地位，当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综上所述，在“物尽其用”成为我国物权法孜孜以求的立法目标的大背景下，一般债权质押不能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保法仓促出台之时处于对“三角债”问题的惧怕而过于谨慎的立场，而应借助相对成熟的理论准备，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在物权法上立足，以发挥债权财产化、价值化的应有效用。但一般债权质押不能替代一般债权让与担保和浮动担保。
债权的让与担保是实务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权利担保方式。与债权质押相比，二者在成立要件、对抗要件和实行方法方面并无两样，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却迥然不同。第一，法律渊源上。债权质押是成文法的产物，大陆法系民法典大多对此予以明确规定。而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仅在判例法中可寻见踪迹。第二，债务人和债权人是担保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保护方面，是力求平衡还是各有侧重可以成为判断不同担保方式的标准。债权让与担保因担保权人直接取得了让与担保的权利，在对外的关系上，因不考虑是否善意的问题，第三人极易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其在制度上系为明显偏向债权人的担保制度。[11]相比之下，债权质在担保权设定双方的关系上更加平衡。第三，能用质权担保的现有或将来的债权必须是能够确定的，这种确定性不仅要求指出第三债务人的姓名，还需明确其法律原因，甚至债权发生期限（始期和终期）或债权发生的确定性、债权的金额等。[12]所以在未来债权作为担保物的场合，债权质权就显得力不从心。同理，在多数不特定债权之上设定集合让与担保的场合，债权质权更是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