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知道，按德国式民法编制体例，是将民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1863年颁布，并于1865年施行的《萨克森民法典》采用了这一体例，日本民法仿之。也有将债权与物权次序颠倒，将债权列为第二编者，《巴伐利亚民法草案》采用这种体例，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仿之。德国式设立总则，规定民法共同的制度和规则，区分债权与物权、财产法与身份法，并将继承单列一编。此外，《瑞士民法典》分人格、亲属、继承及物权四编，债权则另订为债务法，苏俄民法分总则、物权、债权及继承四编，亲属则另订单行法，是德国式编制体例的又一变体。我国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排斥资本主义的法律，只能继受苏联的法律体例，采用《苏俄民法典》的编制体例。笔者认为，在民法典的制定中，这一状况应该得到改善。
第二，这一结构安排，有利于改变目前法律制度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我国，亲属法与民法的关系一直是婚姻家庭法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对现行婚姻法的名称，在制定民法典时，是继续沿用现有名称，还是称为“婚姻家庭法”或者“亲属法”，学者的认识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此部分在未来民法典中既可以称“婚姻家庭法”，又可以叫“亲属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取名“婚姻家庭法”通俗易懂，更能为民众理解和接受。但从世界范围特别是大陆法系来看，都称亲属法，它是以特定范围内的亲属关系为调整对象，既包括婚姻家庭关系，也包括其他近亲属关系。在亲属法的一些主要制度中，如结婚制度中禁婚亲的规定、亲子制度中不居一家的非婚生亲子关系和祖孙关系、监护制度中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都属于其他近亲属关系。虽然亲属法以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调整方面，但它还调整非婚非家的其他近亲属关系，如祖父母与孙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其调整范围辐射了婚姻家庭法。而婚姻家庭法、婚姻法的称谓与亲属法有着很大的区别。作为婚姻家庭法，它是以婚姻、家庭两大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作为婚姻法，它仅以婚姻关系为调整对象。可见，婚姻家庭关系属于亲属关系，但亲属关系并非都属于婚姻家庭关系。三者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不同的。另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现行婚姻法的调整范围既包括了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也包括了不居一家的非婚父母子女关系和祖孙关系，其内涵已经趋近于亲属法。收养法中关于收养条件、效力的规定，也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范畴。因此，将我国规范亲属关系的法律称为“婚姻法”其实是名不副实，既不科学，也不严谨。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婚姻法回归民法之后，命名为亲属法是尊重传统的体现。[7]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都遵循了名称涵盖所调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命名原则。这样可使法律名称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相吻合，是法律规范明确化、科学化的表现，也是概念法学的基础理论。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将婚姻法转变为亲属法，是切实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