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在2000年11月进行了政府改组，努道姆巴西改任教育部长。不过，他在2001年4月中旬又停止担任该项职务。尽管如此，国际法院认为：“尽管努道姆巴西先生不再是外交部长，但是逮捕令依然还在，并且其非法性也还在持续。本院因此认为，比利时必须自己采用适当的方法，撤销该逮捕令，并且告知被送达的有关当局。”[23]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法院根据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认为对于高级官员享有不被外国国内法院刑事起诉的外交豁免权这一普遍规则不存在例外的情况，即使这些高官被控告犯有战争罪或其他危害人类罪时，他们也同样享有这样的豁免权。这个判决明确地包括了在位的外交部长，并且国际法院对这种官员在一国外交关系中的特别职责与活动作出了特殊解释。[24]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际法院在这一“逮捕令”案中，判决比利时败诉。[25]同时，国际法院强调，国际法上授予豁免权的目的是允许外交功能能得到充分发挥，正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其序言中所表述的：“特权与豁免……目的并非有益于个人，而是确保代表国家的外交使团职责的履行。”[26]
国际法院在刚果诉比利时一案的判决中坚持了传统国际法上国家政府官员享有外交特权的原则，但在整个国际刑法领域里的实践来看，从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到塞拉里昂特别法庭、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这些所有国际司法机构的《规约》全都明确地规定要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四、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刑事法庭。虽然它也是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但其成立的途径与联合国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却完全不同。联合国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则是根据2002年1月16日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之间达成的协定而设立的。[27]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迄今为止的审判中，对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管辖豁免问题的决定也是反映了国际刑法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
利比里亚邻国塞拉利昂于1991年爆发内战，战争持续了10多年，造成20多万人死亡，被称为非洲现代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泰勒被怀疑武装并培训了塞拉利昂当时的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并犯有国际罪行。2003年3月7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汤姆泊森（BankoleThompson）法官同意（confirm）对泰勒的起诉书，里面有17项指控。与此同时，法庭还签发了逮捕令。2003年7月23日泰勒的律师向法庭提出管辖豁免的申请，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际刑事法庭对一个国家元首不具有管辖权。2003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听证会。
泰勒的律师提出了管辖豁免动议，要求法庭撤销对泰勒的指控和逮捕令以及其他一切命令。为支持这一动议，该律师援引了两个案例：一个是国际法院的“刚果诉比利时案”；另一个是常设国际法院的“荷花号案”。
在“刚果诉比利时案”里，如前所述，国际法院认为比利时国内法庭公布逮捕令违反比利时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也违反了国际法上的管辖原则，因为根据这一原则，刚果外交部长应当享有刑事管辖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权。根据国际法院的裁决，所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官和其他官员都因为履行职务的需要而享有对他国刑事管辖的绝对豁免权。[28]
常设国际法院“荷花号案”清楚地表明，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禁止一国在另一国行使主权。根据这一原则，一国只有当犯罪人出现在该国的领域内时，才能对其发生在外国的罪行进行起诉。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向加纳送达逮捕泰勒的起诉书和逮捕令也都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
对于泰勒律师的论理，法庭检察官则认为，国际法院审理的“刚果诉比利时案”，其实是一个关于国家现任外交部长是否应在另一个国家法院享有豁免权的问题，这与当前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根据国际法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习惯国际法允许国际刑庭起诉在任的国家元首。起诉泰勒的根据是《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泰勒被起诉的罪行是在塞拉利昂实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进行的。[29]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上诉庭在听取了当事方的理由后作了裁决。在法庭辩论中，检方认为管辖权与豁免之间存在有区别，认为即便有豁免权，管辖权不能被行使，但它仍然存在，所以被告方提出关于豁免问题动议并不影响法庭行使管辖权。对于检方这一观点，法庭不同意。法庭认为，既然管辖豁免原则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阻止法庭行使管辖权，申请人就豁免问题提出动议还是与管辖权有紧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