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定制定物权法时，中国民法学对物权法还几乎没有研究甚至没有学习，民法学者自然而然地求助于海峡对岸——七十多年前蒋介石在大陆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在台湾地区保留了下来，其中就有物权法。于是，古老的物权和物权思维飘过海峡落在大陆的大学、研究所和立法机关，许多人在还不是很清楚物权的情况下就被古老的物权思维洗了脑。然而，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华民国。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就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而言，已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财产关系与农业社会有着显著的不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技术的进步，财富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高速增长，所有权与生存竞争的联系渐行渐远，向着财产利用的一个资源分配要素回归。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资源利用技术的发展，财富的品种愈来愈多，有体物不再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大量以货币价值为形式的财产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随着市场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交易秩序的稳定，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分离有了平等互利的制度保障，自己的财产给他人利用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现代社会的财产关系已不是古老物权思维所能理解、古老的物权所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变迁对古老的物权思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古老的物权思维不想改变自己，对于许多新的财产现象，不是推给其他法律，就是做似是而非的解释或干脆置之不理。例如，股权的客体是公司资产的份额，不是有体物，所以，就将股权踢出物权法，让公司法去管股权这一类在现代生活举足轻重的财产，而不顾公司法本是一个民事主体法的事实。例如，信托财产的根本特点在于受托人具有独立的财产经营权，既不像所有权，也不像传统的用益物权，所以，就有了五花八门的解释，还有了废纸一样的信托法。[2]又例如，网络虚拟财产、[3]过期电话卡中的余值、有偿取得的车辆牌照等等，古老的物权思维对这些财产没有任何印象和兴趣，更谈不上处理这些财产的归属和利用。
古老物权思维与实际生活的不合将中国的立法机关卷进了矛盾的漩涡。一方面，物权立法不能没有理论，而主流或几乎是公认的理论是古老的物权思维，当传统作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东西存在时，即便看到了其中的错误也不容易改变，更何况中国的立法人员本身也是被古老的物权思维熏陶着的。另一方面，法律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也是一个不可违背的规律。如果说，早有物权法的国家和地区以修修补补的方式解决现实财产问题，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要求现代中国先复制古老的物权法，再去修修补补，是绝对没有道理的。既然中国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物权法，物权法就必须足够地反映和解决现代中国的财产关系和财产问题。古老物权思维强烈地约束着立法行为，现实生活需求又不断产生突破古老物权思维的动力。因此，物权立法中，立法机关一直不得不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寻求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