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职能分工与地位作用的一般关系
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各国依据的标准不同，刑法典所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内容必然有别，从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分析，从所给案情，我们很容易区分共同犯罪人的职能分工，即其共犯人谁是组织者、谁是实行者、教唆者和帮助者，但区分出其职能，并不能立刻解决各共犯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还得进一步区分出各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其推演过程如下图：
上述两种分类各有利弊，前者注重行为人的分工、行为方式，后者重视行为人的地位和作用，按照职能分工将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4类，按此标准的优点在于：从具体案情可以直接判断出各犯罪人的职能，对共同犯罪人的定性方便，缺点是不能直接判断出各犯罪人所负刑事责任的大小程度。后者的优点是一旦认定了各共同犯罪人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胁从犯，则所负刑事责任的大小问题迎刃而解，缺点又是不容易从具体案情中直接判断出谁主谁从，并且教唆犯的问题无法解决。
我国现行刑法典从便于准确量刑的角度出发，并克服单纯依地位、作用对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做法无法解决教唆犯刑事责任的缺陷，以地位作用为主、职能分工为辅确立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将种类与刑事责任直接挂起钩来，更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但不足之处在于，对于教唆犯而言，是主犯抑或从犯，还得进行二次划分。
综上，笔者认为，前述各国之分类标准孰优孰劣，单纯肯定或单纯否定恐均有片面之嫌，不论哪一种理论，既然能为立法者所接受并成文化，均有其存在的意义及合理性。故当今正确两种标准的联系，合理追究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恐才为上上之选。职能分工与地位作用的一般关系：
1.组织犯是当然的主犯；2.教唆犯可能是主犯，也可能是从犯；3.积极实行、作用突出的实行犯当然是主犯，但仅仅起到一般作用的实行犯应当属于从犯，而被胁迫实行犯罪者应当认定为胁从犯；4.积极的帮助犯属于从犯，被迫的帮助犯则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三、对间接正犯的规定
“所谓间接正犯，指利用他人为工具而实行犯罪的情况。”[8](P372)就利用他人实行犯罪这点来说，间接正犯与共犯相类似；但被利用的他人，在间接正犯的场合一般不构成犯罪，在共犯的场合则构成犯罪。
德国、韩国和我国澳门地区在刑法典中规定了间接正犯，如《德国刑法典》第25条规定：“自己实施犯罪，或通过他人实施犯罪的，依正犯论处。”《韩国刑法典》第34条规定，“对于因某种行为不受处罚者或者按过失犯才处罚者，予以教唆或者帮助而使其犯罪行为发生结果的，依照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处罚”。《澳门刑法典》第25条规定：“亲身或透过他人实行事实者，又或与某人或某些人透过协议直接参与或共同参与事实之实行者，均以正犯处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