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分止争是物权法的重要功能，此种功能的发挥，既依赖于确立井然有序的物权秩序，又依赖于各类权界清晰的物权在诉讼发生时能够便利地加以证明。从权利纠纷的解决机制看，不能得到确证的权利，企望获得法律保护实在无法想象。作为一种观念性存在的物权，在诉讼上如何被证明，自古罗马法时起即已为一个疑难问题。本来，按“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一般原则，凡主张物之所有权者，须提出物归其所有的证据。但是，从后世法学评论家对曾在罗马法上存在过的这种所有权证明方法的分析看，这样的证明无疑于一种“魔怪证明”(probatio diabili-ca)，即只有魔怪才能进行的证明[30]，凡人通常难以做到这一点。

　　将占有视为物权之外形的日耳曼法，对物权之证明采取了截然不同于罗马法的做法，即以占有为基础对物权予以保护[31]①。具言之，在日耳曼法上，占有具有权利防御(Rechtsverteidigung)的法效果。即是说，凡是对物之支配具有Gewere者，该Gewere在于审判上被推翻前，一概认为其属正当，并给予保护。占有之主体因此拥有如下两项利益： (1)权利之推定。Gewere虽非物权本身，但为表现物权的形式。因此，凡具有此种形式者，即予以物权的保护。在其未被他人举出反证加以推翻前，皆推定其为物权人。且无论对于何人，皆得主张其中所表现的物权。换言之，如果Gewere真未被推翻，即推定其有真实的权利存在。(2)证明之优先性。即在物权诉讼中，事实上具有Gewere者，总是立于被告之地位，原告因此须就其有真实权利，可以推翻被告的Gewere，而被告则为不法占有等情事，举出确证。然后，始由被告就其占有取得的权源，加以说明。所以，不管占有的主体，是否具有真实权利，但因其具有物权的外形，遂取得被告的地位，这样就在证据法上已先立于有利地位。[32]

　　适应保护交易安全之时代需要的近现代各国(地区)民法典，吸收日耳曼法的权利关系应以其外部所表现的形式而加以决定的思想，并对权利推定作出了明文规定。[33]

　　由上可知，权利推定规范的主要性质是，在所有权证明较为困难的情形下，为减轻动产之占有人或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人的举证负担而特别设定的一项证明负担规则[34]。受此影响，这种权利推定规范的作用领域也只能限于诉讼程序中[35]。不过，除了简化诉讼证明负担之外，权利推定规范还具有其他社会意义，如有利于当事人排除侵害、维护物之秩序等。

　　既然如此，权利推定规范只是达到了一种假定动产占有人或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权利人对动产或不动产享有所有权或他物权的效果，即权利推定只具有一种推定力，并未根本解决权利的最终归属，因为推翻推定(假定)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一旦权利推定被原告以权利产生或消灭的要件事实所推翻，占有或不动产登记簿权利之推定力即不复存在。而作为一项实体权利的物权，其存在或不存在惟取决于其产生或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是否具备，而与证明负担分配毫不相干[36]。那么，当权利推定未能被原告所推翻时，占有权利之推定，是否具有使占有人取得权利的作用?不能。因为占有之权利推定之旨趣，“在于免除占有人关于本权或占有取得原因之举证责任，并非使占有人因而取得本权或其他权利”，例如，占有人不得依据占有之权利推定规定，请求将其占有之不动产为所有权之登记。[37]这样理解理由何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姚瑞光对此总结说：第一，法律对占有加以保护，无非欲维持社会现状及交易安全。占有人依据占有之事实而积极主张权利已超出法律保护占有本意之外。第二，如认为占有人得据此规定积极的主张权利，将使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之规定形同虚设。第三，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43条非因占有而取得权利之规定(第802条，以所有之意思，占有无主之动产者，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取得其所有权)，值得参考[38]。

　　总之，权利推定只是提出某项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推定(结果)，而某项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之状况，只是一系列不同法律规定效果的体现。权利推定由此而区分于实体法中的所有其他规范。[39]权利推定规范在性质上属于举证负担规范，主要在诉讼中发挥作用，其效力体现在，法官对一案件事实无法全部查明时，则他就该诉讼程序为法律所推定者之利益而作出判决[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