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以往的相关立法作了初步的总结，构建起比较健全的物权法律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物权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86年《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关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规定，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从1990年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到1995年的《担保法》，再到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所有权、用益物权（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权）和担保物权领域都有了相应的规定或单独的法律。但是，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来看，上述关于物权的规定或立法尚不足以发挥法律保障财产安全、鼓励创造财富和定分止争的作用。在总结我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物权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更是保障财产安全、鼓励创造财富的客观要求。
《物权法》的制定，正是建立在总结我国物权现行立法的基础之上的。《物权法》第二编到第四编关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规定，除了个别内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地役权）外，基本上是现行法规定的再现，尤以第三编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所有权”和第四编“担保物权”为典型。第三编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上是对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述，第四编“担保物权”更是1995年《担保法》的再现。第一编“总则”第一章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第二章关于“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规定和第三章关于“物权的保护”的规定，许多内容也可以在现行立法中找到制度的渊源。例如，《物权法》第24条关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辆物权变动的规定，采取的登记对抗主义，虽然与《担保法》第41条规定不一致，但与《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的规定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