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除了上述总体的编纂思路以外，中国民法学界还就是否设立“人格权”编、“债法总则”编、“侵权行为”编以及是否将知识产权的内容纳入民法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有这些均无定论，留待学界继续讨论。
【作者简介】
高圣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
参见谢邦宇、杨振山主编：《民法学教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江平：《新中国民法的发展与佟柔先生》，载《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点击“中国知网”中的“中国期刊论文网”和“中国优秀博硕论文网”，其中民商法学专业论文中以“立法研究”、“制度完善”等为题者大抵已过半数，由此可见一斑。
参见梁慧星：《佟柔先生与民法经济法论争》，载《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江平：《新中国民法的发展与佟柔先生》，载《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方流芳：《佟柔教授对中国民法理论的贡献》，载《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
参见周大伟：《谁是佟柔》(代序)，载佟柔：《佟柔中国民法讲稿》，周大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取消了经济审判庭，建立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方流芳：《佟柔教授对中国民法理论的贡献》，载《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
参见佟柔、王利明：《我国民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法学》1985年第1期；佟柔、方流芳：《民法与商品经济》，载《晋阳法制》1986年第3期；佟柔主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法律调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林亨元主编：《民法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纵横统一经济法”说一般认为，经济法是从民法部门发展并分离出来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区别大于联系。民法调整的是消费领域的商品关系，经济法所调整的是生产领域的商品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发生在公民之间及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而经济法的主体只能是社会组织。(参见江平在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持这种观点的人中也有人认为民法的主体仅限于个人(包括私人企业)。(丁辉堂：《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载《北京财政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综合经济法”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综合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种主张将平等的具体社会经济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实质上是把民法部门的大部分(调整财产关系的)规范纳入经济法。参见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载《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学科经济法”说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分，而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学科。佟柔：《学科经济法论》，载《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转引自《法学研究》编辑部：《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纵向经济法”说和“经济行政法”说比较接近，认为经济法即经济行政法，或说经济法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的法律，民法主要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主要是商品交换、商品所有)的法律。参见梁慧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梁慧星：《佟柔先生与民法经济法论争》，载《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页。
佟柔：《佟柔中国民法讲稿》，周大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参见郑云瑞主编：《合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以下。
吴邦国委员长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载本书编写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辅导读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参见张文显：《中国步入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转引自蔡永民、李功国、贾登勋主编：《民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蔡永民、李功国、贾登勋主编：《民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史浩明主编：《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创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韩世远：《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
参见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参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常委会工作报告(2002)。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王利明：《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5期；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载《现代法学》第23卷第2期。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参见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施天涛：《商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徐学鹿：《析“民法商法化”与“商法民法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6期。
陈淑华：《论我国商法的调整对象》，载《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6期。
更有学者将此次中国民法典制定的争论，和历史上围绕着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纽约民法典的制定而产生的争论而并称为“世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次大论战”。
更有学者将此次中国民法典制定的争论，和历史上围绕着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纽约民法典的制定而产生的争论而并称为“世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次大论战”。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参见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