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行政管理者作为陪审员，其在立场和角色不变的情况下，司法权不过成为其实现行政管理的工具，也就是说司法权辅佐行政权的实现。这不但造成社会公众与司法的隔阂，无法提升司法权威，实现能动司法，同时也损害了行政管理者的威信。
（二）矛盾：阶层价值的偏见与司法中立
有学者认为，《决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陪而不审”、“形同虚设”等问题。[17]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确实存在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不但不能对职业法官进行监督，反而成为职业法官的附庸，被职业法官引导断案。但这并不能反映人民陪审制度的全貌。一项分别针对64名法官和陪审员的问卷调查表明，当合议庭评议时，若法官和陪审员意见发生分歧，有79.7%的分歧意见是通过“反复讨论达到一致”的，10.9%是“听法官的”，9.4%则是通过“表决决定”的。关于法官是否容易说服陪审员的问题，有34.4%的法官认为比较容易说服陪审员。[18]目前，陪审员已逐步进入“不再沉默”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某些陪审员异常强势，会利用自己的社会背景对职业法官施加影响。特别是陪审员和某方当事人为同一阶层时，这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
当然，某些陪审员并非完全直接向法官施压以影响其判断。当前我国法官一般承受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庞杂的案件数量；二是当事人的涉诉、涉法上访、信访。特别是后者让法官疲于应付，而陪审员恰恰抓住法官这条脆弱的神经，在庭审中陪审员常以当事人是否会上访为由对法官施加影响。[19]更有甚者，某些陪审员会以自己的其他社会身份来影响法官的判断。
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质上为代表人民参与司法，系司法意义上的代表制。从理论意义上考察，人民陪审制应当为马克斯·韦伯所声称的“自由代表制”[20]，陪审员经选举产生后，除法律和庭审规则外他们不受其他指令的约束，可根据自身的信念做出自认为客观公正的决定，无需考虑选举人的利益。但是从当下陪审员的身份来看，人民陪审制无异于成为韦伯所称的“利益团体代理人代表制”[21]，也即陪审员身份非依社会公众自由选择，而是由单位和基层组织推荐产生，最后主要由城市居民参与司法。其后果是人民陪审员成为司法中的城市代言人，广袤的农村日趋边缘化。“利益团体代理人代表制”下的陪审制在司法中一览无余地展示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和核心利益，导致农村居民的利益和诉求无人代言和表达，这和司法居中裁断及价值中立的理念不相容，无形中加剧了司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导致司法权威的下降。
总而言之，陪审员会以自身所在阶层为出发点，以该阶层的价值理念为核心参与庭审，而司法本身所固有的查明事实，裁判公正等退而求其次。因此，由于阶层价值的影响，司法中立受到破坏，寄予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民主在实践中也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