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四题
石东洋
【摘要】对于处于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目标。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具体的制度创新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秩序保障政治参与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改革；政治革命；政治秩序
【全文】
战后，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研究，突破了殖民时代西方学人对各从属国的传统描述，形成了独立的现代化学，构造出不同的理论模式或框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执教时从宏观上论述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种种问题的专著。针对许多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的现象。亨廷顿提出了政治秩序论。书中进而对传统以及新兴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其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期，书中理论分析对中国政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此同时，现代化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城市居民在才智上的优越感和对落后农民的藐视感与乡村老百姓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对城市骗子的妒忌感，是半斤八两。“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从自己的茅草房移居城市的贫民窟是一种关键性的和不可抗拒的变迁。”[1]伴随着经济活动在城市里增加起来，导致了新兴社会集团的出现并使旧的社会集团滋长出新的社会意识。城市里出现了进口的新观念和新技术。文职官员，知识分子，商人，医生，企业家，律师等纷纷接触现代新思想。这些集团感到他们在政治上也有能耐并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体系。要而言之，城市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使城市成为不安定的发源地。“农民憎恨体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经济上的压榨，但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它憎恨则是由于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亨廷顿认为，正是这两个因素的融合——农民的“人数”和知识分子的“大脑”——造成了革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