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转型既加剧了社会结构、利益群体的分化，也强化了人们对获得成功的内心需求。这一社会背景反映到未成年人生活方式中，就集中表现为家庭、学校甚至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学习成绩的过度关注。可以说，良好的学习成绩成为主文化及主流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实际目标要求，学业竞争的压力也成为未成年人最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片面追求学习成绩、强调教育的选拔功能也恰恰是主文化自身的危机。而我国的教育结构又恰恰是适应上述目标、忽视了主文化危机而设立的应试教育，这一教育方式的内在结构是一种以学习成绩为标准的层层选拔、淘汰机制；外在机构设置表现为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二元分化、分治。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教育机制一方面会产生社会排挤，必然造成相当一部分应试教育的淘汰者或处于不利地位(如农村或边远地区的教学质量远远不如大中城市)的未成年人丧失根据学习成绩获得成功的机会。另一方面会在未成年人内心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担心在学业竞争中被淘汰(中考、高考的人才筛选机制)，进而承受巨大的学业压力。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导致差异交往的产生。
对于前者来说，因社会排挤的未成年人或是辍学在家、闲散于社会，或是在学校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因受社会教育结构的排挤而失去未来的机遇，并由社会排挤转向自我放逐。他们的身心发育实际上是社会关注的盲区，只有等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时，才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承认和友谊。而网络就能够在虚拟世界中使他们获得尊重与满足，并实现自己的成功梦想。网络自然成为他们心灵的一剂安慰剂或麻醉药。对于后者来说，未成年人在沉重的学习生活中以尚未发育成熟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期望。压力积累过多必然会寻求发泄的途径，而更加轻松和吸引人的网络活动自然成为未成年人发泄压力的途径和通道。
可以说，这种社会主流规范遭受抵制和违反的状态是由未成年人生活方式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是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主文化自身的危机中，犯罪亚文化乘虚而入，自然填补了因主文化危机而空白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冲突引起了未成年人的压力和紧张，不论是因社会排挤的不得已、还是因压力释放而选择逃避，都最终将导致他们通过沉迷于网络、与网络发生差异交往缓解这种紧张。而以差异交往的方式舒缓紧张状态就极易诱发越轨行为和犯罪。
此外，由于我国还未形成有效控制未成年人健康、科学上网的整体策略和制度，对未成年人与网络差异交往的法律控制和社会控制还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所以，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比较激烈，未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失范比较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