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并不像是要为法律寻找根据，而是在说要为判决，寻找环境根据。我们说，环境是能影响人的，但是决不能因为环境的因素，就去做一些不道德，不正确的事情。而这样的诉说，像是“良心失于困地”的另一版本。两个人都要饿死了，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并吃了他。然后他辩解说，我这是“良心失于困地”，是紧急避险，我不杀了他，不吃了他，我就得饿死。这岂不荒唐？
“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的另一解释，那就是死刑威慑论了，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前已经论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八
既然我们能够醒悟，能够共同认识到“人都没有权利杀害别人”这个最起码的道德和伦理基础，这个人类权利的边际效用。那么依据这个基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杀人的立法，是没有自然法基础的，是没有道德和伦理基础的。既然“人都没有权利杀害别人”，是人类的权利的边际，那么，就算所有的立法者，都有爱好死刑的嗜好，那么他们的立法行为，在道德和伦理的视角上，在自然法的考量上，都是没有权利根据的，都是超越自然法的边际效用的。
立法者投票通过死刑的立法行为，在自然法的论域内，是一个越权的行为。而没有权利的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因此就算所有的立法者，都赞成死刑，那么基于伦理道德和自然法的立场，这个法律也是一个无效的法律，是一个恶法。
九
国人皆曰可杀，是不是能够成为死刑存在的依据呢？而“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很像是为这句话作注释！本人认为，这也不能成为死刑存在的依据。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有没有权利说可杀？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人们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人们说一说，发一发胸中的怨气，这无可厚非。因为自然赋予了人说话的能力，那么他就有权利说话。
但是，作为立法者，作为执法者，绝不能因此认为，因为大家都认为某种行为的行为人或者某个人可杀，因此自己就有权利杀人（杀人犯）。这也是一个边际效用的问题，言论自由的边际效用是以侵犯个体权利为边际的。而人们说起可杀、可恨等等并不能被认为是个体的权利超越了效用。因此，在现在的权利的论域内，你就是说药家鑫应该千刀万剐，那也没有关系，他没有超越言论自由的边际，您都不能谴责他，更别说处罚他。
但是你执法者如果将人家千刀万剐，那您确定超越了您执法权力的边际效用。您不能用言论自由的边际权利，为您的死刑的边际效力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