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依据人都没有权利杀人这个大前提，可以推出的结论是，法律可以杀人是一个悖论，是错误的，或者说法律是不可以杀人的。如果我们正面推导，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人都没有权利杀人，立法者也是人，因此他不能通过立法杀人，或者说，他不得通过杀人的立法；法官也是人，因此他不得做出杀人的判决。
因此，我们要想推翻这些结论，必须要否定谁都不可以杀人这个前提。而不承认这一点，就得出两个结论。一个就是人人都可以杀人！很显然，这个是错误的。另一个就是，有的人可以杀人。而这个观点又何尝不是错误的呢？现在人的法律伦理根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有的人不可以杀人，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杀人呢？很显然，在平等的角度上，这个结论也是行不通的。
七
法家梁剑兵要求贺卫方老师亲近自然法学派，言外之意是自然法学派是不主张废除死刑的。我们都知道，洛克、孟德斯鸠都属于自然法学派学者，他们都是死刑废除论的推动着。这时，我真不知道法家梁剑兵到底意指何处了？法律的自然法是什么？当我们追问，人的根据的时候，有理由进一步追问，法律的根据又是什么？如果我们主张人的正确的行为是人的自然法，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时主张法律正确是法律的自然法。那么，法律的正确性在哪里呢？当我们不能用法律解释法律的正确性时，我们认为法律的正确性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边际。
超越了法律，寻找法律的根据，不是在事实中，就是在道德和伦理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德沃金恰恰是截然相反的选择。我认为，事实永远不会成为法律的根据，他只能是法律适用的根据。而相同的事实，受到不同的处罚，无论是横观历史，还是纵观历史，这个不同的处罚，反应的是不同道德观和伦理观，而不是事实本身。比如持枪，我们现在规定为犯罪，而美国的联邦法院，却多次否决了限制持枪的法案。两国不同的法律，不在于持枪的事实，在于不同的政治理论道德。所以，我选择道德和伦理，而不是选择事实；而德沃金选择的，是昭然若是的事实。
习惯法之所以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不同的区域，原因不是人们生活的行为事实不同，而是在不同的区域具有共同的道德和伦理根据。就算有些行为事实是不同的，这些事实也是遵守道德和伦理根据的结果。以结婚为例，西方是去教堂；中国古代是举行仪式；而现在就是去民政处登记。这些变化不是结婚行为这个事实影响的，而是道德和伦理影响的。这就说明，共同的道德和伦理，是法律的自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