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延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限。审理“刑附民”案件，既要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又要解决对被害方的物质赔偿，比审理单纯的刑事案件要复杂，所需时间也更长。从实践情况看，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的赔偿、被害人的谅解对案件处理的影响较大，也是纠纷能否有效化解的关键所在，民事部分处理得妥当，“刑附民”调解工作做得好，刑事部分审理压力就小，就有利于促进案结事了。但调解确实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投入更多精力，这就导致此类案件的审限往往不够用。为保障“刑附民”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效果，确有必要延长审理期限。对此，可考虑将“刑附民”案件作为延长审限的特殊情形予以对待，以解审限不足之忧。
第八，恢复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制度。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取消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导致法院在长达15年的审判实践中，面对证据尚存重大疑问的案件，总是处于宣告有罪和无罪的“两难”，甚至“束手无策”。基于此，确有必要考虑恢复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从诉讼模式来看，我国的诉讼架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对抗式模式，在改革的过程中还引入了“协同主义”的新型正义观，强调诉讼各方在诉讼中的合作与对话，共同促进诉讼。从诉讼职责来看，检察机关作为控方，承担着指控事实的证明责任，同时还负有客观性义务，并应尽力提供、补充证据以供审判机关查清事实。从诉讼阶段来看，人民法院如果直接与侦查机关沟通并要求补充证据，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规律和阶段性特点。而检察机关要求侦查部门补充查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体现。综上，刑事案件事关重大，不是法院一家之事，检察机关也不宜“一诉了之”，为查明事实真相，可以考虑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进行修改，明确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定罪证据有疑问或发现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也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同时考虑到补充侦查系法院无法管控的情形，补充侦查期间不应计入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