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适当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要想真正提升刑事案件整体质量和司法公正，必须使案件有效分流，使人民法院和法官能够从不分“轻重缓急”的程序中解脱出来，快速地处理大多数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慎重地办好疑难、复杂的案件。当前，有必要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扩大到基层法院管辖的全部认罪案件。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只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罪行并对指控犯罪事实和适用简易程序无异议，就可以考虑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笔者认为，既然案件已经适用简易程序，就应当彰显“简”的元素，以独任审理为主，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由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
第六，探索建立刑事处罚令程序。在我国，刑事案件简易审判程序就是庭审程序的简化，而伴随着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简易审判程序的种类趋向多元。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还有“省略”庭审的简易程序即书面审理，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日本的简易命令制度、台湾地区的简易判决处刑程序。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具有“案卷中心主义”的色彩，即使是开庭审理的案件，由于证人出庭率、律师辩护率不高等原因，庭审中直接言词原则的效果仍需提高，很多时候法官还是较为依赖书面的卷宗。因此，在尊重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处罚令或简易判决程序，建立起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的刑事处罚令程序，适用于特别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当前，在实践中，由于没有类似处理程序，导致许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简单、轻微案件无法及时、快速审判。如，对于醉驾案件，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按照危险驾驶罪可处拘役，并处罚金。据此，醉驾案件显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逮捕的情形，这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公安机关抓获醉驾犯罪嫌疑人后，因担心其逃跑、妨碍诉讼往往先予以刑事拘留，但又不能提请批捕，此时哪怕是采取最快速的处理方式也会感到时间紧迫。于是乎，有关部门往往通过协调配合在极短时间内尚能走完侦查、起诉、审判全过程，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公检法机关一批办案人员围着单个醉驾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是适用最简易的程序，所耗费的诉讼成本也是可想而知的。在诉讼资源较为紧张的形势下，确有必要探索构建刑事处罚令程序，在醉驾案件发生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后，迅速启动处罚令程序尽快处理，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用最小的诉讼成本办好、办妥醉驾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