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正当程序的繁复而导致的司法资源的相对短缺和诉讼拖延，而我国诉讼程序则面临着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双重困境，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司法信任危机表明，司法的专业化和程序的正当化仍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
简易程序是当代司法公正内涵不断扩张、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相互妥协的结果。在个案中简易程序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司法之所以成为司法”的核心内涵，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相反，它应该以普通程序作为背景和母体制度，将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内涵体现于适用选择和运作之中。因为繁琐的普通程序本身不仅仅在于发现案件事实，还在于满足社会对公正信仰的需求、对权力的制约、法律公信力和威严的建立，以及对司法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宽容评价。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已不可能等待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之后再确立程序的简易化，司法正当性和司法效率的课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它要求程序的正当化和程序的简易同时实现，而这似乎是一个水火不容的问题。
或许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和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会使二者相辅相成并同时实现，然而在司法机关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又极可能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因此，理性的选择莫过于确立司法正当化的总体目标，建立以当事人自由意志为主、法律的强制规范为辅的科学分流机制，同时大力推进普通程序正当化、规范化步伐，使之尽快发挥简易程序的背景制度功能，最终实现司法效率和公正的双重目标。
三、科学刑事简易程序运作机制的构建
合理的简易程序在整体正义上并不亚于普通程序，[9]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划分不应以公正与效率的冲突为基础。规制简易程序并非为了限制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而是引导其合理适用。因为程序的简化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复杂程序也并不意味着程序合理，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刑事程序都不可能保证完全公正地处理各种案件。关键是要确立科学的分流机制和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并把当事人自愿和理性的选择引入到简易程序的适用机制之中，如此才可能弥补程序本身的缺陷，并使之达到相对合理性。
（一）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就目前来看，仅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和部分自诉案件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从长远来看，应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看作是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个过渡。如此，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可能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一审法院几乎所有管辖案件。但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泛化简易程序之嫌，因为普通程序是否简化审还取决于其他两个条件：一是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是控辩审三方的意愿。对一审法院管辖的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中案件事实清楚应指主要案件事实，而不是案件全部事实，否则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将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