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利用社区矫正加大公民社区自治的参与度
社区矫正正是利用社会这个大环境，完成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过程，仅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力量是不够的。随着广大志愿者加入帮助教育矫正对象中来，人们对社区矫正正确认识和逐步认可，形成社区矫正工作的巨大力量源泉和社会氛围，才能让矫正人员重新认识社会，感受社会的温暖，找回做人的尊严，重拾工作生活的信心，尽快回归社会，成为社区的好公民。在试点中，公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比较成功的模式有：宁波市鄞州区村（居）委会干部、志愿者及其亲属或监护人的“三帮一”的帮教矫正模式；绍兴市枫桥镇创设5加1监管模式，所谓“5”，即为社区矫正的工作组成主体：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驻村指导员、村负责人（志愿者）、矫正对象的监护人，“1”即为矫正对象本人。五个社区矫正的工作组成主体承担不同的职责，社区司法员侧重于对矫正对象的管理和考察，社区民警侧重于对矫正对象非法行为的处理，驻村指导员侧重于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考核，村负责人（志愿者）侧重于对矫正对象实施具体管理和帮教工作，矫正对象的监护人负责对矫正对象的情况的汇报工作。枫桥镇社区矫正5加1监管模式的基点在于基层组织对矫正对象的监管和帮教之功能整合，体现了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发挥，从而规避了司法所司法员和派出所民警人数有限的困难。[7]
社区发展是提升个体重视其社会主体地位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社区服刑人员发现其人身价值，自觉接受矫正。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既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要重视社区居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民主的精神与实践。社区矫正工作中志愿者的参与，能够促进公民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也是公民在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实践的一部分。
（五）社区矫正和社区治理相结合，解决经费不足
社区的经济状况决定社区的实力，社区的实力则关系到社区的自治能力。社区活动经费的临时筹措，社区工作人员工作量大，工资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制约着社区的发展。目前的社区收入主要来自政府划拨的办公费、社区服务收取的管理费和一些经营性收入，主要支出是用于给社区困难居民的补贴、社区工作者的补贴和一些公共活动和公共事物的开支。目前社区正处于成长期，在理顺政府和社区的权责关系之下，政府应按照“责随事走、费随事转”的原则，逐年加大对社区建设的财政投入和财力支持。诚然，社区没有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办事的现状，决定了其不可能有完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摆脱经济上对政府的依赖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必要条件，因此政府还应该鼓励和支持社区开辟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形成社区可以自主支配的社区公共财政，如给社区更宽松的政策，允许社区开展一些非营利项目，发展社区非正规经济。对于社区工作人员，因纳入正式编制，发放薪酬，采用激励机制，给予适当补贴。相应地，关于落脚社区的社区矫正，政府应把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司法部门应该专项拨款，保证社区矫正经费充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按正式编制发放薪酬，保障福利。此外，企业、第三部门和社区的合作，也将给社区带来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社区矫正也将因此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