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规定及其不足
我国1997年《刑法》就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其中直接涉及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有：第116、119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第117、119条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第131条规定的重大飞行事故罪。此外，间接涉及到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有：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以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等。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的这些规定，贯彻和体现了关于国际航空安全四个国际公约的精神和内涵，有利于惩罚和预防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行为，是国际公约国内化的体现。然而，与上述四个国际公约相比，我国《刑法》的规定还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虽然我国已经通过确立普遍管辖权、修改法律等方式予以协调，但是协调并不充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于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的转化不彻底。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规定“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构成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但是，这和《蒙特利尔公约》中关于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的规定相比，行为方式却大大缩减。其仅规定了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中的第一项行为，而没有包括其他四项行为，导致一些危害飞行安全的行为（传达明知是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安全的行为）无法找到相应的条款予以规制。而且，我国《刑法》中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仅适用于“飞行中的航空器”，而《蒙特利尔公约》中的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不仅适用于“飞行中的航空器”，还适用于“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所以，公约规定的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的适用范围要大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