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法律也禁止“越诉”。元律规定，“诸告人罪者，自下而上，不得越诉”。“越诉”者笞五十七。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未诉省部台院，辄经乘舆诉者，也以越诉论罪[67]。
明代亦禁止“越诉”。《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7]明代的“越诉”之禁，比以前各代都严格，“越诉”者要处以“发口外充军”的刑罚。甚至规定民间案件未经“里老人”处理而告官者为“越诉”。万历年间定《越诉条例》16条，对各种案件的奏告、申诉程序都作了严格的规定[70]。法律规定，凡属于州县自理案件，省级长官不得受理初审：“凡布政司官不许受词自问刑名；抚按官亦不许批行问理。”[27]
清代法律的“越诉”禁令更严。《大清律》“越诉”条规定与明律同，但增加了一些条例。比如雍正三年的条例规定，“凡在外州县有事干碍本官不便控告，或有冤抑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审过情节开载明白，上司官方许受理。若未告州县及已告州县不候审断越诉者，治罪。上司官违例受者，亦议处。”乾隆六年条例规定：“词讼未经该管衙门控告，辄赴院、司、道、府，如院、司、道、府滥行准理，照例议处。”[77]
(二)不视为“越诉”的一些特殊情形
在禁止“越诉”的原则下，为了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为了防止基层官吏滥用权力、堵塞讼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曾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补充规定。这些规定，用今天的眼光看，相当有行政救济法制的味道。正式允许“越诉”之法，大概始于宋代。不过，有些制度实际上也许是唐代就开始了的。
唐宋以后特许“越诉”的情形，大概有以下几类。
第一种情形是，如果本管或该管官司不受理案件，则可以“越诉”。这种情形，严格地说已经不视为“越诉”。《唐律疏议·斗讼》：“凡诸词讼，皆自下始。……若有司不受，即(越)诉亦无罪。”《宋刑统·斗讼》中附有宋时延用的北周敕令：“起今后诸色诉讼并诉灾沴，并须先经本县，次诣本州本府，仍是逐处不与申理及断遣不平，方得次第陈状。”在元代，“本属官司有过，及有冤抑屡告不理，或理断偏屈，并应合回避者，许赴上司陈之。”[78]
第二种情形是，不得将人民告申的案件交“所讼官司”审理，也就是交给被控告的衙门或官员受理；如有违反，听人民“越诉”。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规定：“若论县，许经州；论州经转运使，或论长吏及转运使、在京臣僚，并言机密事，并许诣鼓司、登闻院进状。”[61]南宋高宗绍兴六年“令诸州，诉县理断事不当者，州委官定夺。若诣监司诉本州岛者，送邻州委官；诸受诉讼应取会与夺而辄送所讼官司者，听越诉。受诉之司取见诣实，具事因及官吏职位姓名、虚妄者具诉人，申尚书省。”[21]绍兴十二年五月六日诏，“率臣诸司州郡，自今受理词诉，辄委送所讼官司，许人户越诉，违法官吏并取旨重行黜责，在内令御史台弹纠，外路监司互察以闻。仍月具奉行，有无违戾，申尚书省。”[21]在元代，“本属官司有过，……许赴上司陈诉之。”[78]在明代，人民可以向巡回监察官员控告本管官吏，“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26]最后实际上由上一级衙门或官员审理，这不视为“越诉”。清代雍正年间的条例规定，“凡在外州县有事款干碍本官不便控告，……上司官方许受理。”[77]872
第三种情形是，本管官司应回避而不回避，则许人民“越诉”。在元代，“本属官司……应合回避(而不回避)者，许赴上司陈之。”[78]这种情形，在宋、明、清的法律中虽未找到有关规定，但应该也有类似作法。
第四种情形是，向监司宪司控诉官吏受贿不法，可以越级告诉，不以“越诉”论。元代法律规定：“诸诉官吏受贿不法，径赴宪司者，不以越诉论。”[67]
(三)宋代“越诉法”开创的一些特许“越诉”
两宋时代，为了打击贪官污吏，防止其欺侮小民，特别以各种法令“广开越诉之门”。其规定的一些特别允许“越诉”的情形，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给予人民申控官吏违法滥权、保护人民正当权益、实行行政损害救济的目的。
这些特许“越诉”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与司法中防止官吏舞弊有关。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二月，宋徽宗令“官吏辄紊常宪法，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政”者，“许赴尚书省越诉。”[79]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徽宗又下诏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擅轩绳缫，以威力取乞钱物”，“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者，“许民户诣监司越诉。”[80]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徽宗再次下诏：“应在禁罪人，官吏避免检察官点检，辄私他所者，以违制论。许被禁之家越诉。”[81]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规定，“民间词诉，……苟情理大有屈抑，官司敢为容隐，乃设越诉之法。”[82]《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奉行手诏及宽恤事件违戾者，许人越诉。”[83]在司法审判中，如果依法“有不应禁(之人)而(遭)收禁者，……许不应禁人或家属经提刑司越诉。如提刑司不为受理，许经刑部、御史台越诉。”[84]还有对于官吏审理案件故意拖延时日(“往往经涉岁月不与断理”)者，“许人户越诉”[85]。
第二种情形与宋代特别注意打击“冒役”有关。有宋一代，差役之累，百姓苦之，于是“冒役”。即土豪与官吏勾结在差役科派上弄虚作假、躲避差役，或将差役负担转嫁给贫民，“朝廷虑猾吏之为害，故开冒役越诉之门。”[86]高宗建炎二年诏，“逃田税役，辄勒邻保代输，许人户越诉。”[87]
第三种情形与宋代的“断由”制度有关。宋代法制规定，任何司法案件的判决，不仅仅要作出判决本身，还应该在判词上写明判决理由(定夺因依)。如果原管官司不给出断决理由，则可以“越诉”。“如元官司不肯出给断由，许令人户径诣上司陈理。其上司不得以无断由不为受理，仍就状案追索原处断由。如原官不肯缴纳，即是显有情弊，自合追上承行人吏，重行断决。”[85]
第四种情形与防止贪官污吏勾结奸民霸占百姓田产房产等物业有关。如高宗绍兴三年诏：“人户因兵火逃亡，抛弃田产，……十年内听理认归业。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88]孝宗隆兴元年诏：“应婚田之诉，尤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受理民事诉讼期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89]
第五种情形与防止官吏不法科敛百姓、征收赋税违法有关。高宗绍兴五年敕：“民间合纳夏税秋苗，……州县不遵三尺(法)，……往往大折价钱，至令人户难于输纳，并将畸零物帛高估价值却往他处贱价收买，以图剩利，显属违戾。可令监司觉察，仍许人户越诉。”[90]孝宗干道元年诏：“江浙州军每岁人户合纳二税物帛等，……州县于数外妄有科折，……以加耗为名，大秤斤两，如有违戾，许民越诉。”[91]
第六种情形与防止官吏侵害商人、勒索商贾有关。如宁宗庆元元年诏：“现任官员收买饮食服用之物，并随市值，各用现钱。不得于市价之外更立官价，违者，许人户越诉。”[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