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继承唐制，除保持了这几种途径之外，还设置了更加发达的专职机构。
宋朝似乎一开始就为“登闻鼓”设置了专门的机构———“鼓司”，又沿袭唐代的“理匦使”设置“理检使”，并为之设置了“登闻院”。首次形成了两个并列机构略有分工、互相牵制受理人民“非常上诉”的体制。孝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七月诏：“诸州吏民诣鼓司、登闻院诉事者，须经本属州县、转运司；不为理者乃得受。”[55]这时在此强调必须先经过所有的地方前置申控程序才能受理。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改“鼓司”为“登闻鼓院”，改“登闻院”为“登闻检院”[56]。逐渐形成了以“登闻鼓院”收受人民关于“婚田公事”即民事纠纷、“登闻检院”收受人民其它申冤控诉事宜即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格局。[57]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八月诏：“登闻检院，今后诸色人投进实封文状，仰先重责结罪状。如委实别有冤枉沉屈事件，不系婚田公事，即与收接投进。如扯开却夹带婚田公事在内，其进状人必当勘罪，依法遣断。所有争论婚田公事，今后并仰诣登闻鼓院投进。”[58]“如未经鼓院进状，检院不得接收；未经检院，不得邀驾进状。如违，亦依法科罪。”[59]“凡臣民上疏均先诣登闻鼓院；如鼓院不受，则诣检院。”[60]也就是说，当时的制度是：所有“告御状”，先须到“登闻鼓院”，过滤下民事案件；刑事和行政的案件再到“登闻检院”申诉；“登闻检院”不受理的才可以直接邀车驾向皇帝告诉。
为了加强对高级官吏的监督，宋真宗时定制：“或论长吏及转运使、在京臣僚，并言机密事，并许诣鼓司、登闻院进状。”[61]就是说，申控于“鼓司”、“登闻院”的特别控告途径，这时主要被用作人民监督和控告中央地方高级官吏的途径。
象唐代一样，宋代也特别强调“告御状”必须是最后程序。《宋刑统》规定准用后周之制，规定：“诸色词讼及诉灾沴，并须先经本县，次诣本州本府。仍是逐处不与申理及断遣不平，方得次第陈状，及诣台省，经匦进状。其有蓦越词讼者，所由司不得理，本犯人准律文科罪。应所论讼人须事实干己，证据分明。如或不干己事及所论矫妄，并加罪。”[62]
在辽王朝，也设有受理非常申控的“钟院”，相当于宋朝的“鼓院”。辽穆宗时曾废除“钟院”，致使“穷民有冤者无所诉”。景宗保宁三年(公元971年)下诏恢复“钟院”。[63]重熙八年(公元1039年)，辽兴宗诏“有北院处事失平，击钟及邀驾告者，悉以奏闻。”[64]在金王朝也设有“登闻检院”、“登闻鼓院”，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诏刑部、登闻检鼓院毋锁闭防护，听有冤者陈诉。”[65]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朝政权也继承了前代的一些非常申控制度，不过似乎简化了一些。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令中书省议立“登闻鼓”，规定“父母兄弟夫妇为人所杀，冤无所诉”者，听击鼓鸣冤；“其或以细事唐突者，论如法。”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世祖又下敕规定，“诸事赴省、台诉之；(省、台)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以闻。”[66]同样，元代也特别强调须用尽前置程序，“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未诉省部台院，辄径诉乘舆者，罪之。”[67]“经乘舆诉之”大概包括“邀车驾”、“挝登闻鼓”两种情形。
明代的非常申控救济制度，由“通政司”、“登闻鼓司”二者共同构成。明代的“登闻鼓”是太祖时设置的。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令设“登闻鼓”于京师午门外，每日由监察御史一人负责值班。“其户婚、田土、斗殴、相争、军役等项，其状赴通政司，并当该衙门告理，不许径自击鼓，守鼓官不许受状。”[68]就是说，民事案件和一般刑事案件，只能通过通政司提出非常申控；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命盗反逆重案、官吏贪腐或滥用权力残害人民之案件)才可以击“登闻鼓”向皇帝“告御状”；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凡登闻鼓楼，每日各科轮官一员。如有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情者，受状具题本封进。其诉状人先自残伤者，参奏。如决囚之日有诉冤者，受状后，批校尉手传令停决，候旨。”[69]《明史·刑法志》说：“民间狱讼，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还下诏具体规定了“通政司”受理非常上诉的程序：“凡有四方陈情建言，伸诉冤枉、民间疾苦善恶等事，知必随即奏闻。及告不公不法等事，事重者，于底簿内誊写所告缘由，赍状奏闻，仍将所奉旨意于上批写，送该科给事中，转令该衙门抄行；常事者，另置底簿，将文状编号，使用关防，明立前件，连人状送当该衙门整理，月终奏缴底簿，送该科督并承行该衙门回销。”[7]
明代对“告御状”还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士民百姓直接控诉于皇帝，也被叫作“叩阍”。“阍”，即宫门，叩阍者可以击打“登闻鼓”。官吏百姓或者犯人家属，有冤情须直接向皇帝上诉者，则立于宫门喊冤曰叩阍。[70]也就是说，“叩阍”实际上是立于宫门外喊冤、邀车驾和击“登闻鼓”等几者的笼统说法。
清代仿明制，顺治初年即设“登闻鼓”于都察院。吏民如有冤抑之情，可以击鼓申诉。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改设于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员一人轮值。后将“登闻鼓”移于通政司，并设鼓厅。如审知确系冤屈，由通政司奏请昭雪。[71]否则以“越诉”处理。当时似乎有规定，只有案涉军国重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者，才能击鼓。[72]对于“告御状”中的过激或违法行为，《大清律》所附“条例”作了特别规定，如对“擅入午门、长安门叫诉冤屈”、“赴京控而原讼衙门尚未审结”、“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邀车驾及挝“登闻鼓”申诉”、“故令老幼残疾妇女代己申诉”等情形作出了既要受理案件又要处罚有关刁民的规定。清代还特别就“刁徒身背黄袱、头插黄旗、口称奏诉直入衙门”、“因小事纠集多人越墙进院突入(登闻)鼓厅妄行击鼓谎告”等情形作出了处理规定[73]。
四、“越诉”特许与人民权益救济
在古代中国，人民在受到官吏贪赃枉法、滥用权力的危害时，其依法申控寻求救济的途径只能从基层开始，逐级向上。国家一般会禁止越级申告控诉，也就是禁止越过本司本管官员进行控诉。“越诉”是古代中国法律一般要加以打击的行为。不过，国家为了打击某些特别的犯罪，或者制止贪官污吏对人民权益的特别侵害，法律也常常特许人民“越诉”。
(一)历代关于“越诉”的一般禁令
唐代之前已经有强调逐级上诉、禁止“越诉”的制度，可惜已经找不到相关法律条文了。最早的法律条文，见于唐代。《唐律疏议·斗讼》：“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疏议》曰：“凡诸辞诉，皆从下始。自下至上，令有明文。谓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越诉”禁令。
宋代也注意打击“越诉”。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正月诏：“今身应有论诉人等，所在晓谕，不得蓦越陈状，违者先科越诉之罪，却送本属州县依理区分。”[74]《宋刑统》规定：“其有蓦越词讼者，所由司不得与理，本犯人准律文科罪。”[75]宋真宗时曾明令“其越诉状，官司不得与理。”[61]即使依法可以到“鼓司”、“登闻院”告状的案件，其中也不能夹带应该由地方逐级管辖的案件：“若类带合经州、县、转运使论诉事件，不得收接。若进状内称已经官司断遣不平者，即别取事状与所进状一处进内。”[61]“诸路禁民不得越诉。杖罪以下，县长吏决遣；有冤枉者，即许诉于州。”[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