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过巡回监察机构接受申控的救济途径
在古代中国，除了正常的地方行政层级的救济途径之外，国家还经常派遣官吏在全国各地巡回监察，接受人民的申控，这也成为人民申控冤屈、救济权益的经常途径之一。
这种巡回监察官吏在巡回督察中接受人民控告的救济途径，应该是很早就有的。据说，早在黄帝时代，就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1]。“大监”就是后世巡回监察御史的起源；“万国”就是地方部落盟邦。这些“监于万国”的“大监”，当然也可以接受人民的控告，成为人民救济权益的途径。
汉武帝时代最先建立“刺史”制度，“绣衣直指刺史”实际上是巡回监察御史的一种特别形式而已。“刺史掌奉诏察州，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12]这六条虽然是国家派出巡回监察官主要监察的六个方面，但同时也表明：人民可以就这六个方面的官吏贪赃枉法、损害人民权益的情形向刺史控告，寻求救济或保护。其中的第二条(郡国长官经济违法犯罪)、第三条(郡国长官刑事执法残暴)、第四条(郡国长官人事任用上违法)、第六条(郡国长官不执行国家法令)等，从今天的眼光看，都有涉及行政违法损害人民权益的情形，人民向刺史控告，实际上就是寻求权益救济。
在汉代，除“绣衣直指刺史”这类负有特别使命的有固定辖区的监察官外，还经常派遣临时“使者”即巡回督察官员到各地，直接以考察地方治绩、发现冤假错案为使命。如汉武帝元狩元年派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徇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详问隐处亡位及以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13]汉宣帝时亦曾派遣丞相御史之掾属二十四人分巡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14]“奸猾为害”、“野荒治苛”、“擅为苛禁”、“深刻不改”，都是指官吏违法犯罪、滥用权力、侵损百姓权益。这些钦差或使者要察访这类情况，非得广泛号召人民积极举告、申控不可。客观地说，这就是人民的权益救济程序。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样的巡回督察使者也是经常派遣。如三国吴景帝永安四年(261年)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等多人“巡行风俗，察得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15]。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年)“分遣大使，省方巡检。……观风辨俗，采访功过，褒赏贤者，纠罪淫慝，理穷恤弊。”[16]梁武帝天监元年曾“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17]“大使”们巡察各地方考察官吏的善恶，当然也必须接受人民的申控举告才有可能；人民的权益救济目的也就在其中间接实现了。
在唐代，继承汉代的“六察”制度，有监察御史“出使推劾诸色监，当经历六察，纠绳官司”的制度，其监察御史“时人呼为六指”、“六察御史”、“六察官”[18]，大约是仿汉代“六条问事”而来。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敕：“前后累降制敕，应诸道违法征科，及行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虽有此文，未尝举职。外地生人之劳，朝廷莫得尽知。今后应出使郎官御史，所历州县，其长吏政俗，闾阎疾苦，水旱灾伤，并一一条录奏闻。”[19]郎官御史的巡回访察，当然包括接受人民的控告。其“违法征科”、“行政冤滥”当然包括官吏违法行政、滥用权利损害人民正当权益的情形，人民向这些巡回督察官员进行举报控告，当然就是其权益救济的途径之一。
在宋代，全国地方被分划成若干“路”。“路”起初只是“监司”的监察区域，后来似乎成了地方最高级政权层级。在各“路”，设有“监司”———经略安抚使(帅司)、转运使(漕司)、提点刑狱使(宪司)、提举常平使(仓司)。这些“监司”可以受理各种控诉，成为人民权益救济的途径。宋代法制规定，“人户诉讼，在法先经所属，次本州，次转运司，次提点刑狱司，次尚书本部，次御史台”[6]，这里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就是巡回监察官，他们可以直接受理人民申控，以发现和纠正冤抑、制止官吏不法。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高宗诏：“自来应人户陈诉，经县结绝不当，然后经州，然后经监司。”[20]这里的“陈诉”，当然包括对官吏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人民权益的控诉。宋代法制特别规定，人民可以直接到“监司”控诉本州长官，“若诣监司诉本州者，送邻州委官(审理)”[21]。
在元代，划分全国为22道监察区，每监察区设提刑按察使(后改为肃政廉访司)进行监察，凡辖区内民政、财政、百官奸邪等，皆纠察之。肃政廉访司官员在巡按地方时，有权“接受词状”，受理“随路京府州军司狱”。[22]这里的“接受词状”，当然包括接受人民关于官吏违法滥权损害人民权益的控诉。肃政廉访司的职责就是“使一道镇静，……民无冤滞”[23]，“按治有法，使官吏畏谨”[24]，“能使官吏廉勤，不敢犯法；凡事办集，不敢扰民”[25]，这包括对地方官吏的行政行为及是否违法滥权造成人民损害进行纠察；其接受词状并依法作出处理，就是为人民提供权益救济途径。
在明代，法律对巡回监察官员受理申控的事宜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明律规定，“各部监察御史、按察司及分司巡历去处，应有词讼，未经本管官司陈告，及本宗公事未绝者，并听置簿立限，发当该官司追问。”[7]这就是说，所有到巡回监察官员处申控的案件，必须先经过“本管官司”审理，只有不服本管官司处理或本管官司不理者才可以申控于巡回监察御史处。这仅仅是就司法案件而言，就是说巡回监察官员只可作为上诉审，不可作为初审。如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规定就是对明律这一制度的一个注释。它规定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在巡历地方时，“凡受理官民词讼，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26]就是说，巡回监察官员不能直接受理户婚、田宅、斗殴等民事刑事案件的初审，这些案件必须由本管官司初审；但是，若是在这些种类的案件之外，是控告官吏违法滥权、贪赃枉法、刻薄百姓等情事，那就直接属于巡回监察官吏的监督、纠劾、处理范围，就可以直接受理了。但是，巡回监察官员接受了百姓对于官吏的控告后，也不一定亲自审理，可以移送或指定一定的衙门或官员审理：“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26]就是说，巡回监察官员在接到对于地方违法官员的控告后，可以交给其直接上级衙门审问，或移交其同级监察衙门审问。除巡回监察官员外，其它带有派出或巡回监督性质的官员或衙司不得擅自受理词状或控告。如一般差遣官员使臣不得受理词讼事。明律规定：“凡差使人员，不许接词状、审理罪囚。违者，以不应(得为)论罪。”[27]
三、“告御状”与通过君王直接干预的救济途径
古代中国的人民权益救济途径，最为极端和特殊而使用极为困难而稀少者，大约就是向最高统治者君王或皇帝控告，这就是后世所谓“告御状”。这样的权益救济途径，历朝历代的情形相当不一样。但是，关于这一途径的基本惯例历代是一样的。比如第一，在历代都把“告御状”规定为权益救济的最后途径，一般禁止未经过地方到中央各级衙门处理的案件“告御状”；第二，一般都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程序才能有选择地“上达天听”，一般并非人民直接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第三，一般也并非皇帝亲自坐堂问理或书面审理，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皇帝斟酌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