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重救济
专家组称，虽然有可能出现双重救济的问题，但WTO现有协定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规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9条第4款要求“对任何进口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不得超过认定存在的补贴的金额”，第19条第3款要求“收取适当金额的反补贴税”，《1994关贸总协定》第6条第3款要求“反补贴税金额不得超过……补贴的估计金额”，都不是关于双重救济问题的。《1994关贸总协定》第6条第5款虽然要求“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补偿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明确涉及了双重救济问题，但这一规定仅仅是关于出口补贴的，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因此，中国没有能够证明美国的做法违反了以上规定。
上诉机构认为，本案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释第19条第3款的“在每个案件中收取适当金额的反补贴税”（in the appropriate amounts in each case），以及由于征收反补贴税而导致的双重救济是否妥当。上诉机构从“通常含义”、“上下文”和“宗旨与目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通常含义
上诉机构审阅了第19条第3款后总结道：第一句话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在每个案件中收取适当金额的反补贴税，其二是针对所有来源的补贴并造成损害产品，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征收，但对于宣布放弃补贴或接受价格承诺的进口除外。上诉机构认为，“适当”并非一个绝对标准，而是需要参照其他东西才能确定，并且要考虑特定情形。“在每个案件中”一词也进一步强化了“适当金额”这一特定情形的特点。这两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对宣布放弃补贴或接受价格承诺的进口征收反补贴税是不适当的；类似地，由于征收“适当金额”这一要求暗含着考虑具体情况，这就表明对在非歧视基础上征税这一要求不应作过于僵化的解读。该款第二句话是关于出口商要求快速审查以获得单独税率的，就是关于允许不予区别对待出口商，以及何时及如何要求这种差别待遇的具体例子。
（二）上下文
上诉机构随后从上下文的角度研究了“适当金额”一词的含义。上诉机构称，专家组特别重视第19条第4款。该款对反补贴税设定了数量上的封顶，即不得超过补贴额。专家组认为这是确定“适当金额”的关键因素。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关于第19条第4款是解释第19条第3款的上下文这一观点，但不同意仅仅第4款就界定了“适当”一词这种看法。如果任何不超过补贴额的反补贴税都是“适当”的，那么第3款就是多余的了，因为第4款已经要求征税不得超过补贴额。第4款只要求不得超过，但没有涉及等于或少于的问题，因此不能说穷尽了“适当”一词的含义。上诉机构发现，事实上第2款更加相关。该款鼓励在足以消除损害的前提下较少征税（lesser duty），表明该款是鼓励调查机关将反补贴税的实际数额与消除损害相联系的。不仅如此，进口与损害的因果关系确定后，征税并不是完全不考虑损害了。除了第2款之外，第3款本身就有这样的要求，即反补贴税应当针对“受到补贴并造成损害”的产品。该协定还有一些条款是将反补贴税与损害联系起来的。第19条第1款允许对“正在造成损害”的进口征税，使用现在进行时态表明损害的存在始终是征税的前提。第21条第1款就确认了这一点：“反补贴税应仅在抵消造成损害的补贴所必需的时间和限度内实施”。上诉机构还进一步审查了该协定关于反补贴措施的第一个规定，即第10条（“GATT1994第6条的适用”），认为有三点理解与本案有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是与GATT1994第6条的适用相关的，反补贴税必须既符合GATT1994第6条，也符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脚注35要求只采取一种救济措施，表明至少在该协定范围内，是不能针对同一项补贴进行“双重救济”的；脚注36对反补贴税的定义是：为抵消补贴而征收的特别税。最后，上诉机构认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GATT1994的关联，还明显体现在第32条第1款。该款脚注56确认了成员根据GATT1994采取措施的权利，但并非所有措施都属“适当”。综上所述，上诉机构认为，以上条款都与解释第19条第3款相关。这些规定确定了在两种情况下进口国不得针对同一项补贴实施两种救济措施：进口国要么接受价格承诺，要么征收反补贴税；要么根据协定第二、三部分采取反制措施，要么根据第五部分采取反补贴措施。这些条款还确认了GATT1994，尤其是第6条与协定第五部分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反补贴税的目的之一是抵消或对抗造成损害的补贴，并且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不仅如此，这些条款表明，反补贴税金额的适当性，并非与损害无关。下文将要论及的《反倾销协定》也有相应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