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损害的概念并未完全被赋予统一的含义。在一些情形下，损害被加以狭义地解释，与妨碍、危险等概念仍有较大的区别。如《侵权责任法》第16条所说的“人身损害”概念，就是指生命、身体、健康等实际损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侵权责任法》也采广义的损害概念。例如，该法第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此处的“损害”，应认为既包括实际损害，也包括危险和妨碍。例如，数人在施工中未遵循有关操作规范，对邻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险，邻人有权要求其共同承担消除危险的责任。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取多种责任形式，其在多个条款中使用的“责任”概念，其内容上也包括了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责任形式，相应地，其中所说的“损害”也包括了妨碍和危险。
所谓妨碍，是指对他人行使权利的不合理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实际造成损害，也可能没有实际造成损害。例如，在通道上施工、设置障碍影响路人通行的，或在他人窗前堆放物品妨碍他人通风采光的，对这些行为，受害人难以证明其是否受到了实际损害，但是可以证明其受到了妨碍。此种情况下受害人只要能够证明其权利行使受到障碍，就可以要求排除，即请求人民法院责令侵权人排除妨碍。所谓危险，就是指侵权人的行为有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现实损害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危险是行为人的行为对他人人身、财产权益造成了现实威胁。[9]笔者认为，威胁和危险均指造成这种现实损害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通常所说的损害之虞，它必须是即将来临的或者真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也并非没有任何实际根据的猜测和担忧。[10]例如，消费者购买了特定品牌的汽车，但由于其安全气囊存在缺陷，故消费者有权请求其进行修理或更换，这就是行使请求消除危险的权利。由于《侵权责任法》第45条确定了产品责任中可以采取多种责任形式，似乎产品责任中的损害就应当包含妨碍和危险。但笔者认为，在产品责任中，应当采狭义的损害概念，将损害与妨碍和危险区分开来，其中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几项。
第一，确定不同责任形态的构成要件不同。在侵权责任形态上，由于损害赔偿与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属不同的形态，客观上要求依据不同的构成要件分别加以判断。就排除妨碍而言，是指排除缺陷产品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妨碍。在一般情况下，排除妨碍都是指被告的物造成他人权利行使的妨碍。在产品责任中，产品属于购买人所有，所以一般不会有自己的物对自己构成妨碍的问题。但实践中也有个例存在，如买受人购买了成套的机械设备，其中部分设备有缺陷，导致其他设备的妨碍，此时买受人也可以主张排除妨碍。就消除危险而言，是指消除缺陷产品可能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危险。例如，产品在投入流通以后发现存在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如果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而可能危及他人财产或人身，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消除危险的责任。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要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5条的规定。就赔偿损失而言，要求以实际损失的发生为前提。《侵权责任法》第4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此处所说的“损害”，即指狭义上的损害，与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有所不同。若采广义的损害概念，不仅可能导致举证上的困难，也可能会加重请求权人的举证负担。
第二，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在产品责任中，虽然《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扩大了损害的概念，但是这种扩张只是在合同法和侵权法等法律体系内的调整，并未根本改变产品责任的救济范围与救济方式。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产者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在具体适用不同的责任形式时，应当援引的法律条文也是不同的。就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来说，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5条，而就损害赔偿来说，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3条。而依据不同条款获得救济的前提，应当是将损害与其他救济方式相区别，而不是相互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