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价证券通过将无形的财产性权利与有形的证券纸面相结合，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证券上所记载的权利（债权），通过证券的流通实现其上所表彰的权利的流通，使权利这种抽象的、无体的财产的转让流通从形式上表现为其有体的证券转让、流通，使证券上所表彰的无体债权的转让、流通借由证券，在形式上表现得与一般物权的转让几无二致。比如，物权上的动产以交付为变动要件，不动产以登记为变动要件，而证券法一般规定，不记名的证券以交付为要件，记名的证券以登记为要件，动产物权和证券的交易方式非常类似，有价证券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无体动产。故日本民法典第86条第3款明确规定：“无记名债权视为动产”。通过有价证券的有效沟通，得以使无体债权的转让宛如动产，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为权利形式的财产转让可以不再局限于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按照协议进行转让，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更高频率进行转让，甚至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交易提供了技术基础。
因此，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两大类型的财产形态——无体物、有体物的各自优越性得以进行了沟通和融合，进而使财产的转让与流通在形式上体现为有价证券的转让或曰流通，[6]此既是有价证券的目的，也是有价证券存在的价值所在。申言之，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证券与证券上的财产（权利）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了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三、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交付制度是提单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得以发挥经济功效的基石，而提单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则和提单的证券化息息相关
从提单的发展历史来看，提单最初表现为货物收据、运输合同的证明，其本是货物在海洋运输过程中，由承运人签发给货主或托运人证明其已收到运输的货物的收据。当货物在漫长的海洋运输途中，货物的所有权人为了转让、处分在途运输的货物谋取经济利益，便会面临因与货物的空间分离，未能现实地占有货物而无法完成货物转让所必须的交付环节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人、货分离导致的贸易障碍，以追求利润为其天职的商人们，如同仓单一般，逐渐发展出以交付提单代替货物交付的商事实践。通过将处在海洋运输途中，不能在陆上因交易而实时地实行交付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表征于提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提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提单所记载的请求承运人履行的提货请求权，交付提单即意味着与交付提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提单的交付与货物的交付具有同一效力，而货物占有与否，则在所不问。”[7]如此一来，在海洋运输途中不便交付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在海洋运输途中的货物借由提单，通过提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
当提单仅是货物收据与运输合同的证明时，提单存在的法律意义仅仅是证明一定的法律关系（承托双方存在运输货物的关系）和法律事实（承运人收到了运输的货物），其法律性质无非是一份有证据意义的文书而已，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也仅限于运输领域，提单书证自身并不能使持有人享有任何和货运相关的权利。换言之，仅仅充当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是和基于运输合同产生的提货请求权毫无关系的。提单最后之所以发展成为“documentof title”，正是基于银行介入国际结算要求获得担保及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需要，国际间的贸易为商人们设置了跨越国界的交货与付款的安全障碍，海上运输的耗时与把握市场变动带来的机会矛盾，都促使提单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提单的“document of title”性质首先源于商事实践，而后首次在1794年的UCKBARROWVMASON案中被确认，“根据商业习惯，提单是documentof title，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且可转让货物权利”。[8]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的发展与有价证券的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机理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