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尤其是20年代末30年初国民政府民法典及公司、票据等商事特别法颁行后，中国民法学逐渐摆脱了初创时期单纯翻译和介绍外国民法的状态，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民国时期，不仅中国学者的民法学论著日渐增多，而且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造诣的民法学者，如陈瑾昆、戴修瓒、应时、史尚宽、胡长清、梅仲协、李宜深、曹杰、柯凌汉、黄右昌、徐谦等，他们的论著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民法学的主体。同时，民国时期颁行的民法典及商事特别法是在借鉴当时德、日、瑞士等西方国家的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堪称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民商法律体系，因此以阐释现行法为基本任务的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法学，不仅具有完整的理论知识体系，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上述学者的诸多民法学论著，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研究民法学理论问题的重要参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清末至民国时期形成的中国民法学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一）民法学的发展与民事立法的进步相互促进
清末引进西方民法学理论的目的，在于服务民商立法；同时，伴随着民商立法的进步，民法科学逐渐得以发展，民法学的发展与民事立法的进步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清末，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民商法学的输入与传播，提高了人们对西方民商法的认知水平，有力促进了清末的民商立法，尤其是各国民商法律的译成，为当时的民商立法提供了直接的范本。1903年完成的《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两部分，前者主要仿效日本商法典，后者则为德日和英美公司法的借鉴。[18]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第一次民律草案）前三编由日本学者松岗义正主持起草，借鉴的是德、日和瑞士民法。
辛亥革命后，历经北洋政府时期，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政权轮换，政局不稳，然而民商立法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925年至1926年，北洋政府时期，完成了《民律第二次草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成立立法院，加快了民商立法的进程。从1929年到1930年间，分别颁布了民法典的各编[19]以及公司法（1929)、票据法（1929)、保险法（1929)、海商法（1929）等商事特别法，一个完整的民商法律体系由此建立。
民商立法的进步也促进了民法学的繁荣和发展。何勤华、李秀清教授编辑的《民国法学论文精粹》（第三卷民商法律编）“附录：民国时期民商法论文篇名索引”，所收录的1907年到1948年的民商法论文总计2245篇，能够确定在1927年到1934年之间发表的有1609篇，约占72%。[20]这个时期恰是国民政府民法及商事特别法颁行前后。上述论文统计数也许不是十分准确，但足以说明民法学发展与民事立法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民商法学著作的出版情况来看，也可说明这一点。在国民政府民法及商事特别法颁行前后，中国学者完成的民商法学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学术水平也相当高。如戴修瓒、黄右昌、柯凌汉、李谟、胡长清、李宜深、李祖荫、刘志扬、刘含章、刘镇中、楼桐荪、罗鼎、潘震亚、史尚宽、孙涤庵、唐纪翔、王去非、王孝通、余棨昌、郁嶷、曾志时、周新民、宗惟恭等，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民商法著述相当丰厚。[21]这些著作以诠释民法和商事特别法为主要任务，构筑起民国时期完整的民商法学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