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决定权作为人格权，其重要的保护方法是人格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是自我决定权本身固有的一种请求权，只要存在权利被妨害或妨害的可能，就可予以主张，不必要求侵害人存在过错，也不必造成现实的损害，直接针对妨害行为，产生于损害发生之前，具有重要的功能。自我决定权所具有的人格权请求权分为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妨害请求权。[33]前者是指民事主体的自我决定权有受到不法妨害之虞时，得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防止妨害的权利，例如，当医生对于医疗措施的所有风险未予告知时，患者可以请求医生进行全面告知，以作出适当的自我决定。后者是指民事主体的自我决定权受到不法妨害时，得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停止妨害，回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的权利，例如，如果权利人改变自己姓名的决定遭到妨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妨害人停止妨害行为。
（二）侵权请求权
侵权法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构建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34]侵权法的具体制度构造很大程度上是两者平衡的产物。有形客体的明确的外观给他人提供了行为界限，因此对于客体完整性的保护不会过度限制一般公众的行为自由，除此之外的权利的其他内容由于并不存在明确的外观，对于它们的保护存在过度限制公众行为自由的可能，因而需要进行利益衡量。从这个层面来说，侵权法对于自我决定权与人格要素完整性的保护必定分别采用不同的法律技术，具体人格要素的存在具有一种外部的客观存在，相对于物权所要求的客观性，这种客观存在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除了物理性存在之外，获得社会观念认可的稳定的存在也能够满足外在客观性的要求，比如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虽然不具有物理的客观性，但是通过社会公众的客观性评价予以转介也能够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存在。因而对于具体人格权客体完整性的保护可以采用一般条款予以解决，不需要特殊的法律技术。
由于自我决定权保护的并非具体人格要素的完整性，而是意志针对它们的自我决定自由，这种自我决定的自由并非权利客体所能吸收，不具有明确的权利外观，因此需要不同于对于人格要素完整性保护的特殊法律技术。对于自我决定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对于权利人予以欺诈或胁迫，或者相对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救济方法主要是损害赔偿。
1.欺诈或胁迫
我国传统学说将欺诈和胁迫认定为是对于自由权的侵害，[35]这种学说对于自由权采广义理解，认为自由权不仅包括身体自由也包括精神自由，我们以前也持这种观点。[36]随着人格权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自我决定权的发展，我们认为，如果欺诈或胁迫侵害的是意志的积极的决定自由，则应当属于侵害自我决定权的情形。因此自由权将采狭义理解，自由权仅包括身体自由而不包括精神自由。
侵害自我决定权的欺诈是指故意以虚假的事实告知权利人，使权利人在虚假事实的基础上针对人格要素作出与其真实意志不相符合的决定。胁迫是指故意以给他人造成损害为目的进行要挟，使他人产生恐惧，从而针对人格要素做出与其真意不相符合的决定。以欺诈或胁迫的方法侵害他人自我决定权，属于故意侵权，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作出的决定一般都并非其真实的决定，也就是说受害人若了解真实情况会作出不同的决定，对于此种实际损害要进行完全赔偿。
2.未履行告知义务
除了受欺诈或胁迫之外，普遍存在的自我决定权受侵害的情况表现为行为人未履行告知义务。这种侵权行为发生在侵权人与权利人之间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情况，通常是合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行为人的行为对于权利人的人格特质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行为人未将相关情况告知权利人，权利人针对自身人格要素自我决定的机会被剥夺，自我决定权将受到侵害。此类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医疗领域。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疗活动的风险也随之增强，不同的医疗措施的选择会对于患者的人格特质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只有患者本人享有决定权。在医疗法中，自我决定权的保护是通过知情同意规则具体实现的，知情同意规则是实现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前提条件，[37]换句话说，知情同意规则是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具体化程序保障，是患者实现自我决定权的表现形式。在医疗活动中，医生要针对向患者提出的医疗处置方案，就其风险以及其它可以考虑采取的措施等做出详细的说明，是否接受医疗处置或者采用何种医疗处置方案应当由患者自己决定。因此医生的告知义务就是一种必要的法定义务，只有在医生充分告知的基础上，患者才能够作出符合其真意的自我决定。我们曾经从侵权法的角度对于医生的告知义务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医生告知义务来源于知情同意权，[38]这种认识是从侵权法的角度，并非从人格权的角度进行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