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从亲子关系的特点来看，除了采取精确的科学方法鉴定外，根据既有事实进行推定是唯一的方法。既是反对推定者，也难以摆脱推定的定律，只是如何推定而已。如以婚生子女否认之诉为例，如果一方拒绝鉴定，要么推定子女与丈夫存在亲子关系，要么推定子女与丈夫不存在亲子关系。对于非婚生子女认领也是如此，要么推定所指认者与子女存在亲子关系，要么推定所指认者与子女不存在亲子关系。因而，在亲子诉讼中，如果没有科学鉴定，离开了推定就无法进行诉讼活动。
3、亲子推定并不违背法律。
认为亲子关系不能推定的另一个理由是，亲子推定没有法律根据。我国虽然没有亲子关系法，没有从法律上规定亲子关系的推定条件。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秀梅所生的小孩应如何断定生父问题的复函》，实际上就是关于亲子关系的推定问题，由于当时的科学鉴定水平有限，化验血型的方法并不能断定小孩究与谁存在血缘关系，其他亲子否认证据又不充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函复：只能“按小孩是在双方婚姻关系继续存在中所生”认定。这实际上就是推定该子女为婚生子女。尽管这种推定，结果并不一定准确，但他仍然是一种确定性结论。在我国，从法律层面来考察，虽然没有亲子推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但也没有禁止亲子推定的规定，而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函复以及有关法理看，对亲子关系是完全可以推定的。
三、亲子诉讼价值冲突的判断与选择
如前所述，亲子鉴定和推定，是认定亲子关系的两种必要方法。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一方要求鉴定的亲子诉讼案件，是支持鉴定还是不支持鉴定？被告拒绝鉴定时，是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还是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多数人主张，从保护个人名誉权、隐私权和保护妇女儿童利益来考虑，不应当支持亲子鉴定；对拒绝鉴定的，更不应当作出推定被告承担不利后果的判决；对于婚生子女，一方拒绝鉴定，应当以婚姻关系事实为基础，推定为婚生子女关系存在；等等。我们认为，这些主张明显存在顾此失彼的片面性。比如，在强调保护一方的名誉权、隐私权时，却忽视了另一方的知情权、生育权等；主张以婚姻关系作为婚生子女的推定规则时，则忽视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在看到不鉴定或不推定被告承担不利后果，对保护妇女儿童的某些有利因素时，却忽视了不鉴定或不推定被告承担不利后果，对保护妇女儿童的不利因素；等等。因而，在亲子诉讼中，实际上存在多重价值冲突，涉及到价值冲突的判断和选择问题。从目前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亲子诉讼所涉及的价值冲突和选择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传统推定规则与现代科学的价值冲突与选择；2、名誉权、隐私权与生育权、知情权、亲权的价值冲突与选择；3、保护子女利益与保护父亲利益的价值冲突与选择；4、推定有利于原告与推定有利于被告的价值冲突与选择。
从司法实践来看，价值冲突选择上的差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世界观、价值观不同，导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二是价值判断的错误，即没有对价值冲突进行深入分析比较，在价值判断上出现了偏差或错误，如误利为害或误害为利，或者误小害为大害或误大利为小利，等等。但不论人们的价值取向如何，价值冲突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两利相权取其大，利弊相较取其利，两弊相衡取其小。”因而，在价值冲突中，如何正确判断利弊和利害大小，才是价值选择的关键所在。下面试对亲子诉讼中的价值冲突的利弊，进行分析比较，以揭示各自的“利”与“弊”，“大”与“小”，并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提出亲子诉讼中价值冲突的利益选择。
（一）传统推定规则与现代科学的价值选择
在婚生子女否认之诉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姻关系是推定婚生子女的事实基础，凡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的子女，对方不同意鉴定的，都应推定为婚生子女。[10]这实际上是将传统的婚生子女推定规则，作为婚生子女推定的唯一规则。按照婚生子女推定的传统规则，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生育的子女，如果丈夫没有法定的否定事由（如在在妻子受胎期间双方没有同居，或者由于丈夫生理原因不能不能使妻子受孕，或者妻子有与他人同居或通奸等事实），应推定为婚生的子女。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传统推定规则与现代科学的选择。在现代科学技术非常发达时期，能否将传统规则作为婚生子女推定的唯一规则，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适用传统规则推定，是在科技不发达的时期。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人们无法采用先进科学方法判断子女是否为亲生，只得采用大家公认的推定规则进行推定。也就是说，即是妻子是婚外受孕，但没有法定的否定事由，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的子女，也应推定为婚生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