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心理方面不同
欧洲现代法治国家对腐败行为实行的是“轻刑必罚”策略，也就是说凡是涉及腐败行为，一经发现，无论涉及谁，无论数额多少，无论什么性质，必将受到相应的惩处。整个社会对贪污行为持零容忍的社会心理。根据大量的犯罪学调查显示，贪污腐败犯罪的人对判刑的可能性的关注远胜于对判刑轻重的关注。一般来说，一个贪污腐败犯罪的官员，他总是担心被查处，受到惩罚。至于他受到何等程度的处罚，哪怕是很重的处罚也只是在其案发被查处后才给予关注的。因此，对贪污腐败行为必罚的效果远比“重刑”的效果好。对腐败者来说要害不在于判多少年的刑罚或是否被判处死刑，而在于被送上法庭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国家防治腐败的成效来说，关键指标不在于每年对多少腐败分子判处死刑或其他刑罚，而在于有多少隐案的犯罪分子受到惩处。
我国社会公众对腐败行为均持十分痛恨的心态，但是对于贪污腐败行为又普遍缺乏零容忍的心理，特别是在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认为官员总应比普通老百姓拥有更多的特权，对官员特权持容忍的心态，甚至有人还不认为把当官赚钱当作一种耻辱、一种犯罪，而是把它当作从政过程中一种必经程序。他们认为官员因贪污腐败被查处并不是道义上罪有应得，而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上面没人罩着”而失去靠山所致。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民众对腐败行为十分痛恨，另一方面，又会说某某官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人还是不错的，就这么一点小事（往往是贪污受贿数十万元），就受到刑罚制裁而持同情的心态。更不用说，如果受到查处的贪官是自己的亲友更是愤愤不平，理智上失去应有的公平正义道德准则。这种是非不分失去公平正义道德准则的社会价值观的纵容下，我们是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廉政文化，对肃清吏治更是不利的。正如一位国际上反腐败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公众的态度能够使法律条文变得不那么重要了。”[9]
【作者简介】
孔璋（1963—），男，汉族，浙江温州人，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孔儒（1987—），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华东政法大学学生。
【注释】参见德国中文报刊《欧洲新报》2008年10月1日第6版。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检察长伊萨伊斯．罗德里格斯博士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大会上披露的数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相关法律文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6—77页、第137页。
据2002年一项国家权威调查所示，法国、德国都实行“多党制”，担心国内政治腐败的受访者比例也高达50％和43％。在日本受访的人群中，有85％的人认为其国内的腐败非常严重。就连一向声称自己是“民主政治楷模”的美国，对其囤内政治腐败也有46％的人深感忧虑。转自《国外反腐败机制概论》，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人民日报》2008年9月17日刊登了独家报道，明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将在全国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据该报寻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呈现出四大亮点，将有效狙击腐败。
《国外廉政制度及其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载《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7期。
陈安庆：《株洲纪委书记的网络反腐之路》，载《瞭望东方周刊》第36期。
王运祥：《国外反腐败机制概论》，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加）里克·斯塔斯赫斯特、（美）萨尔·T·庞德：《反腐败一国家廉政建设的模式》，杨之刚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