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几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行政实践当中，普遍存在着照搬诉讼证据规范的现象，那么，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呢？下面作具体分析。
（三）移植诉讼证据规范造成的问题
把诉讼证据规则简单地移植到行政程序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操作中都会产生排异反应，造成不适应。
1．从理论上讲，《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行政程序。尽管《行政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从表面上看，按照我国的政治体制，人大的地位高于政府，但是，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行政诉讼法》仅仅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而行政程序则在诉讼程序之前，《行政诉讼法》并不能当然地拘束行政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司法解释范畴，其制定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因此，它只对各级人民法院产生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并没有义务执行司法解释。但是，行政机关为了避免败诉，就不得不依据这一司法解释作出行政行为，这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解释的效力延伸到了行政程序，这样的行为方式缺乏法理上的依据。例如，该规定的第12条要求“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如果行政机关提供的视听资料没有注明制作方法等，或者没有附有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就会被法院认定证据形式不合法，从而不予采纳，进而导致行政机关败诉。这样就迫使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要按照司法解释的要求收集证据。
2．也是更重要的，在实践中，《行政诉讼法》，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不符合执法的客观要求，勉强适用于行政程序，影响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
（1）对于合法性的影响。
有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关于证据的规定并不一致，这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产生了争议。例如，陕西榆林一名干部被举报“包二奶”并生有一子，计生局调查时男女双方矢口否认，后来执法人员在孩子所在学校配合下抽血化验，证明举报属实，对该干部作出了处罚。该处罚并未违反计划生育法和行政处罚法，从行政程序角度看，是合法的处罚。但是一旦诉至法院，必然被认定为“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取证并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而被确认为违法。这一证据是本案中的唯一证据，如果被否定，则无法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如果适用该规则，则意味着承认司法解释的效力延伸到行政程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