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商品经济战略的提出，民主法制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第三次民法法典化运动启动。佟柔教授等人应邀参与起草民法典。但因遭遇了“民法法典化活动时机尚不成熟”的质疑，立法机关决定先制定一批社会急需、条件又比较成熟的单行法规，暂不制定民法典。基于该计划，《民法通则》于1986年诞生。在《民法通则》制定过程中，佟柔教授等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就其中诸多重大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大量立法建议。佟柔教授此前形成的商品经济背景下的民法学说为《民法通则》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其提出的“商品关系说”直接被《民法通则》第2条所采纳。
1998年，我国第四次民法法典化工作启动。当年1月1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五位民法学者[10]座谈民法典起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王汉斌副委员长遂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委托由九位学者[11]组成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新一代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仍然是本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第四次《民法典草案》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并未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是决定采用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先制定民法典的各个部分，然后制定统一的民法典。
除四次民法法典化和《民法通则》外，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同样是1999年《合同法》、2007年《物权法》和2009年《侵权责任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合同立法中，王利明教授等新一代人民大学民商法学者继续全程参与国家立法。例如，王利明教授对合同的概念作了精辟论述，对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鼓励交易原则）作了深入分析，并对我国合同法“不能采纳德国法上的履行不能、瑕疵担保制度”的主张作了可行性论证。这些都为合同立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12]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为从编撰学者建议稿、参加起草论证活动、组织国际国内高端学术会议等方面向立法机关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物权法》历经10余年起草论证和8次草案方得以颁布，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伴随着走过了每一次艰辛历程。典型的如，物权立法于2006年进入攻坚阶段，但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原则等理念和制度设计却遭到了违反宪法的质疑和批评，人民大学民商法学者对所涉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证，对此种质疑作了有效地回应[13]，并最终推动了物权立法的成功。
（二）全面构建中国民法典的理论体系
比较法上法典化的经验表明，一个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或者民法典体系，离不开一个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理论体系的背后支撑。在法典化正式完成之前，是否存在一个民法典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新中国的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而言，应当说，中国民法学理论界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已经为民法法典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参考体系。
在该理论体系的构建进程中，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无疑是最为重要力量之一。除了几代人民大学民法学人长期以来为中国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提供的理论积淀外，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14]结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编撰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系列丛书，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和制度设计做了深入研究和详细说明。该系列丛书是对王利明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深入说明和精辟诠释，共有5本，涵盖建议稿的八篇全部内容，包括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行为法编。本套书集权威见解、前沿理论、翔实资料、完整体系于一体，已经受到了广大法学界人和国家立法机关的广泛参考和借鉴。[15]
在起草学者建议稿同时，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还就我国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的重大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从民法法典化的价值理念到立法模式、从框架结构到具体制度，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6]成为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要立法参考资料。例如，“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是20世纪以来商法理论中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问题之一，[17]也是我国民法法典化运动面临的难题。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商法的起源、民法与商法的功能与角色、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交往模式和比较法的发展趋势等角度做了深入考察，并提出我国应采民商合一的观点。[18]此种主张在我国理论界和立法界已经日益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