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组认为，由于证明未预见发展是采取保障措施的先决条件，应当对每个措施都应当作出这种证明。即使未预见发展对几种产品有同样效果，主管当局也应当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以及为什么具体产品单个受到了未预见发展结合的影响。
因此，专家组认定，基于ITC主张的复杂性，包括它依据经济因素的结合，ITC没有对未预见发展的结合如何导致了具体产品对美国进口的增加提供充分合理解释。这样，就没有必要审查起诉方提出的其他观点，包括主管当局援引的事实是否实际支持了ITC关于未预见发展的裁定。
专家组认定，在证明未预见发展方面，本案所有保障措施不符合GATT第19条第1款（a）项和保障措施协议第3条第1款。
（二）上诉审议阶段
1、美国观点
（1）专家组没有考虑未预见发展要求与第2条和第4条适用保障措施条件的区别，因此错误适用了审查标准
以前案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明确指出，满足进口增加、严重损害和因果关系的条件，与未预见发展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本案专家组没有考虑这种区别。专家组在确定调查当局关于未预见发展裁定的审查标准时，认为是将DSU第11条的审查标准要求适用于依据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提出的主张。专家组特别引用了阿根廷鞋类案的裁定，认为专家组应当评估主管当局是否考虑了所有相关事实，并且对对裁定是否作出了充分解释。但专家组没有考虑上诉机构的观点，即对第4条第2款主张的审查，来自专家组根据DSU第11条和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的义务。因此，专家组采用的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错误地考虑了第4条第2款的问题，没有考虑GATT第19条第1款（a）项的未预见发展要求。
这些区别非常重要。第4条第2款是主管当局在进行因果关系分析时考虑的因素，而正如美国羊肉案所指出的那样，GATT第19条并没有说明未预见发展应于何时、何地或如何出现。因此，适当的标准不是来自第4条第2款，而是来自GATT第19条第1款（a）项。专家组分析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2）专家组错误地认定，ITC应当区别未预见发展对每个产品和每个国家影响的程度
专家组认为，对于未预见发展对不同产品的影响，ITC应当进行区分，但ITC并没有这样做。此处存在两个错误。首先，GATT第19条没有对分析的具体形式提出要求，因此也没有要求主管当局区分对于具体进口的不同影响。其次，即使存在这样的要求，专家组的任务也应当是审查主管当局的结论是否满足了条件，而不是看主管当局是否这样去做了。
专家组要求ITC这样做，但并没有提出任何依据。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依据。如果进行这样的分析，主管当局就必须确定每个未预见发展对每个产品进口的影响。如果对第19条作这样的理解，就等于是要求主管当局象分析进口一样分析未预见发展。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保障措施协定对进口分析的要求更为详细，并且与第19条对未预见发展的要求完全不同。第19条要求进口增加是未预见发展的结果，但进口必须造成了严重损害。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并且列举了分析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对于未预见发展，协定并没有提及。
对于这个错误的标准，专家组也没有适用。专家组认为ITC对于未预见发展的结论不能表明具体钢铁产业和进口的情况，但专家组没有提到任何事实。专家组承认，ITC提到的宏观经济情况可以是未预见发展，但专家组没有解释，为什么ITC认为这些宏观经济情况与每个钢铁产业的情况有关是错误的，而只是说这样的分析不能支持任何具体措施。因此，专家组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事实认定。
专家组可能觉得ITC应当对每个产品都进行论证，但这并不能导致专家组全面否定ITC的解释。简而言之，专家组认为更多的具体信息更加有用，并不能否认ITC对未预见发展提供了合理解释。上诉机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推翻专家组的裁决。因此，专家组报告没有确定ITC对于未预见发展的认定不符合GATT第19条或协定第3条第1款。
此外，专家组对其裁决没有提供基本理由，上诉机构应当依据DSU第12条第7款推翻专家组的裁决。
专家组还错误地指出，主管当局应当区分不同的未预见发展对于每个产业，甚至是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这是没有依据的。GATT第19条第1款（a）项没有区分成员，或来自成员的进口，而只是提到了总体进口，不仅仅是来自成员的进口。
最后，专家组错误地认为，ITC在证明未预见发展时，应当进行经济分析。这在协定中是没有依据的。上诉机构认为，未预见发展只要求证明事实。事实上，ITC恰恰进行了经济分析。ITC发现，被调查的钢铁产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销售的基础主要是价格；东南亚和前苏联共和国越来越依赖出口；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减少了消费，增加了进口，同时美国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使得美国成为颇具吸引力的市场。对于ITC报告中的这些内容，专家组并没有指出其不符合一般宏观经济理论或有关事实之处。
总之，专家组认为ITC对未预见发展的证明不是充分合理的，理由是没有区分不同的未预见发展对每个产品和每个国家经济的影响。这些标准在第19条中是没有依据的，错误采用了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的审查标准，并且没有提供DSU第12条第7款所要求的必要理由。因此，应当推翻专家组的裁决。
（3）专家组错误地认定，ITC报告中未预见发展部分之外的数据和分析，与评估未预见发展裁定无关
专家组在评估未预见发展时，没有考虑进口增加部分的数据。专家组认为，ITC在证明未预见发展时，没有具体引用这些数据，并且认为专家组没有义务评估这些数据。
在欧共体铸铁案中，调查当局没有提到反倾销协定中列举的一个因素，但上诉机构认为，从调查报告的其他部分看，调查当局事实上考虑了这个因素。既然这样是允许的，那么ITC在其他部分考虑这些数据也是允许的。
专家组强调，证明未预见发展，有必要结合主管当局报告的其他部分。但专家组却采取了绝对的方式评估ITC报告，好像ITC没有作出其他裁定、没有考虑其他数据和其他理论。因此，没有综合考虑的是专家组报告，而不是ITC结论。ITC报告引用了这些数据，并且作为作出裁定的依据，并且证明了有关问题。不考虑这些数据，专家组认为ITC分析没有依据就是错误的。因此，专家组报告没有证明ITC结论不合理，也没有证明与第19条或协定第3条第1款的不一致之处。
（4）专家组违反了DSU第12条第7款的义务
专家组没有对证据进行必要的分析，没有说明ITC裁定为什么没有提供合理的结论。专家组认为，ITC对未预见发展的证明是有道理的，但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和解释。专家组没有提到任何与ITC结论不一致的结论，也没有提供其他的解释。因此，专家组裁决违反了DSU第12条第7款。
（5）结论
专家组在对10种保障措施进行裁决时，错误适用了审查标准，并且裁决没有得到必要的事实认定的支持。因此，专家组裁决不符合GATT第19条或DSU第12条第7款。
2、被上诉方观点
（1）未预见发展的要求
在阿根廷鞋类案中，上诉机构强调了保障措施的特殊性，只有在保障措施协定和GATT第19条所有规定都得到证明的情况下才能采取保障措施。因此，主管当局在证明未预见发展时，应当考虑保障措施的特殊性质，解释应当尽可能清楚明确。
在美国羊肉案中，上诉机构认为，主管当局必须证明未预见发展；公布的报告必须包括对未预见发展的认定或合理结论。在美国钢管案中，对于解释应当如何明确地写入主管当局报告，专家组提供了一些意见：美国在诉讼中提到油气价格崩溃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未预见发展，但在ITC报告中，这些因素不是如此考虑的；油气价格崩溃是作为造成损害的因素考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以其他方式考虑的；这很难认为是证明了未预见发展的的存在。
因此，未预见发展必须作为适用保障措施的事实问题进行证明；主管当局公布的报告必须包括对未预见发展的认定或合理结论，并且在该文件中明确地如此确定。
（2）美国错误认为专家组没有考虑未预见发展要求与第2条和第4条适用保障措施的条件之间的区别，从而错误适用了审查标准
专家组指出，在考虑美国是否说明了未预见发展导致了进口增加时，还应当审查主管当局是否考虑了所有相关事实，并且充分解释了这些事实如何支持其说明。因此，专家组正确解释了其义务。专家组引用上诉机构有关第2条和第4条的案件，是为了解释第3条第1款，而不是将第4条第2款的要求适用于未预见发展。专家组这样做，是因为对于适用于第2条和第4条的审查标准，上诉机构明确表示了第3条第1款的义务。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标准使用了来自第3条第1款的一般规则，适用于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相关条件。美国对第3条第1款的理解是错误的。
专家组在进行未预见发展分析时，并没有适用第4条第2款的标准，即主管当局应当评估所有客观和量化的相关数据，包括第4条第2款所列举的数据。专家组对ITC报告中未预见发展的分析，没有适用要素清单。
不仅如此，专家组承认GATT第19条与协定第2条的条件是不同的，认为两个条款中的条件应当同时得到说明。
（4）美国错误地认为专家组对未预见发展要求增加了义务
美国认为，专家组错误的要求ITC区分未预见发展对于每个国家每个产品影响的程度。
a. 专家组适用的未预见发展标准与上诉机构实践完全一致
专家组适用的法律标准是：对未预见发展的充分合理解释应当包括具体的事实，说明未预见发展导致了进口增加，对每个保障措施所适用的相关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些事实的性质，包括其复杂性，应当能够说明未预见发展与进口增加之间关系的范围。
专家组所引用的上诉机构案件是支持这些裁决的。特别在美国羊肉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在一项保障措施适用之前，必须证明未预见发展的存在，否则其法律基础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每项保障措施都是针对具体产品采取的紧急措施，都必须有法律基础。用未预见发展解释一揽子措施，是不符合保障措施和GATT目标的。从性质上看，保障措施是具体措施，应当有具体认定。
b. 美国错误地认为专家组要求ITC区分未预见发展对于每个国家每个产品影响的程度
专家组认为，ITC有义务区分未预见发展对不同产品的影响，但没有这样做。专家组是在表达关于事实评估的观点，但美国将其理解为专家组提出了一个法律要求。专家组裁决中，没有地方要求ITC区分每个未预见发展对于每个产品和每个国家的影响程度。专家组的确认为，ITC报告中分国别和分产品进口的表格本来可以用于解释。但不能由此推断，专家组要求ITC区分每个未预见发展对于每个产品和每个国家的影响程度。
对于每种保障措施，专家组要求证明未预见发展与进口增加直接的逻辑联系。值得注意的是，USTR在函中要求ITC说明的，正是“对于每个肯定裁定”，都应当证明未预见发展导致了进口增加。
专家组并没有象美国所说的那样，仅仅因为ITC分析的是宏观经济事件而认定ITC证明不够充分。专家组进一步审查了这些事件是否可以视为未预见发展。专家组分析了ITC的解释后认为，ITC的解释是关于钢铁生产总体情况的，而对于每个具体钢铁产品，没有说明未预见发展如何导致了进口增加。
最后，美国认为专家组要求主管当局区分各种未预见发展对于具体产业，甚至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但专家组所说的是：未预见发展不一定只影响一个经济行业，或者对于一个行业的不同组成部分产生不同影响，但ITC应当解释具体钢铁产品的进口增加是未预见发展造成的。专家组并没有增加要求，而是解释了一个基本要求，即对于未预见发展的说明必须有关每个保障措施。这样可以确保保障措施不被适用于含糊的一组产品，而其中可能有些与未预见发展没有联系。
（4）专家组正确地认定ITC没有进行连贯的证明
专家组认为，主管机关报告必须提供完全连贯和符合逻辑的解释；这在报告分阶段公布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专家组的意思是，报告所包括的解释本身必须是连贯的，而不是美国所理解的那样，与报告的其他部分相联系。
在提到美国所说的专家组没有考虑其他数据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专家组为什么不满意ITC的分析。
专家组所要求的，不是有关每个未预见发展与每个国家每个产品之间关系的各种分散数据。问题是，美国提到了一些所谓的未预见发展，但没有完成分析并且依据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美国应当在书面和口头程序中完成分析。但美国的第一份报告根本没有关于未预见发展的说明，第二份报告则短而概括。专家组指出，主管当局没有这样做；正文相应的脚注要么与解释未预见发展无关，要么主要是关于进口的，且没有说明进口的来源；引用这些数据不是为了说明未预见发展，因此不能用于弥补ITC论证的缺陷。
美国在专家组阶段提供了说明，但专家组正确地指出，主管当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这些事后证据对于反驳起诉方的观点也许是有用的，并且可能是对未预见发展如何导致进口增加的适当解释；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是否在较晚的WTO争端解决阶段，试图弥补ITC报告中解释的缺陷。因此，ITC在报告中没有提供充分解释，而美国随后试图在WTO阶段完成说明。这种方法显然是不能满足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第3条第1款要求的。专家组正确地认为，鉴于未预见发展总体的复杂性，加上本案的复杂性，ITC所提供的解释并非充分合理。
最后，对于证明未预见发展的形式，专家组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但不应当由专家组在ITC的多个报告中到处收集数据，并且在不同的信息间找到连贯性。DSU第11条只要求专家组对事实进行客观评估，而不是证明主管当局提供了某种解释。此外，不应当由专家组从ITC关于进口增加的裁定中，抽象出信息证明未预见发展。一份原始资料可以用于多种解释，但主管当局应当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具体的证明。美国在NAFTA进口部分所引用的数据，只是用于解释进口的。专家组没有否认报告其他部分引用的数据可以（由ITC，而不是专家组）说明其他问题，但专家组如果从事这样的证明，就是越俎代庖了。
美国引用了欧共体铸铁案。上诉机构认为，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专家组可以从记录中找到充分的证据。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EC隐含地评估了“增长”这一因素，因为鉴于这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EC在分析其他数据时包括了对这个因素的分析。但本案的情况不能与那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相比。美国称专家组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结论。美国转嫁了证明的责任。不应当由专家组证明ITC分析没有得到证据支持，而应当由ITC证明其分析得到了证据的支持。
（5）美国错误地认为专家组违反了DSU第12条第7款
上诉机构在墨西哥糖浆案中指出，第12条第7款为专家组裁决和建议的理由确定了最低标准；专家组应当提供充分说明其裁决主要原因的解释；专家组应当确定相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标准；在将这些法律标准适用于相关事实时，专家组的推理应当说明法律如何及为什么适用于这些事实。
因此，第12条第7款仅要求专家组提供裁决的基本理由，使得当事方知晓，但没有要求进行全面的说明。从上诉机构解释的标准看，本案专家组确定了法律标准、说明了适用这个标准的具体方法、审查了相关事实和根据这些标准审查了事实，最后认定ITC没有证明未预见发展与进口增加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且提供了理由。此外，专家组还进一步分析了ITC报告和美国书面陈述中的多种数据如何可以用于解释，但这些数据不能构成对于未预见发展的连贯解释。
美国试图把说明的责任推给专家组。美国对第12条第7款的解释是含糊不清的、误解的。
3、上诉机构裁决
专家组认定ITC没有充分合理解释每种产品进口增加导致了未预见发展。美国提出上诉，但美国上诉的内容没有包括俄罗斯危机、亚洲危机和美元坚挺引起的美国市场强劲等是否属于未预见发展的问题。上诉机构全面维持了专家组裁决。
（1）关于GATT第19条第1款（a）项主张的适当审查标准
专家组首先考虑了审查未预见发展主张的审查标准问题。专家组认为，应当审查美国在公布的报告中是否充分合理解释了未预见发展导致了进口增加；在考虑这个事实问题时，专家组还应当审查主管当局是否考虑了所有相关事实，并且充分解释了这些事实是如何支持其裁定的。
美国反对专家组的这种审查标准，认为专家组没有考虑未预见发展要求与协定第2条和第4条规定的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之间的差异。美国称，上诉机构在韩国奶制品案、阿根廷鞋类案和美国羊肉案中表明，未预见发展的用语说明这个义务与其他义务明显不同，而专家组根本没有考虑这种差异。美国认为，专家组采用的标准，错误地反映了协定第4条第2款的要求，而没有考虑与未预见发展有关的要求。因此，对未预见发展适用“充分合理解释要求”是不适当的。
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类案中说过，GATT第19条与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是同一个事情，即成员采取保障措施的问题，并且构成了权利和纪律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应当同时考虑。因此，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表明，美国所说的应当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是没有依据的。
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和美国钢管案中曾指出，协定第4条第2款要求，对于事实如何支持裁定，主管当局应当提供充分合理解释。这不仅仅是关于第4条第2款的审查标准问题；没有理由认为对协定义务和GATT第19条义务不适用同样的标准。
此外，在美国羊肉案中，上诉机构指出，未预见发展属于第3条第1款所说的“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主管当局公布的的报告必须包括对未预见发展的认定或合理解释。因此，本案专家组认为未预见发展必须作为事实问题予以证明的观点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