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理而言，国家所有权亦可以由国家授权国家机关之外的组织，如国家所有的公司委托私人公司管理。诚然，这种情况在我国并不多见。
（二）行使者依据其法定职能享有不同的利益
作为国家的代表，具体的国家所有权的行使者对国有财产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代表机关本身所享有的权力（法定职能）并不是无限膨胀的，其权力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授予，其权力的行使不能超出于法律所划定的边界。遵从此理，国家代表机关就国家财产所享有的权利，面临着比个人所有权更为严格的法律约束。这种约束体现为，代表者必须按照法律所设立的目的使用国有财产，不得在此目的之外自由使用；同时，代表者对国有财产的收益与处分权利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与“法不禁止即自由”相反，在此领域，代表者遵守的是“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规则。
（三）行使目的的公共面向
国家所有权是一种不同于私人所有权的所有权制度，在本质上属于公共所有权。国家的功能决定了国家所有权的功能，国家所有权为国家履行国家功能、实现国家任务的工具。[3]国有财产被视为全体人民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国家所有权行使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易言之，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应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的。国家所有权行使的最终结果体现为国家利益比如国防、秩序、环保、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即使是国家投资国有企业也应当如此。从国有企业的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社会化，要求国家直接承担一定的经济职能，从事基础设施、公用和公益事业的建设与经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创造条件。[4]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主要不应当是承担营利功能，而主要应当是承担社会公共功能，包括整体市场的基础性配置功能、产业协调和宏观调控功能及弥补普通商事主体投资缺陷功能等。[5]
（四）具体的行使方式依赖于国有财产的性质和目的
所谓行使方式，就是指国家所有权行使的方法和形式。由于不同类型的国有财产，有着不同的经济属性、存在状态、使用目的和管理途径，由此决定了国家所有权的具体行使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这是区别行使原则的实际体现。比如说，对于权力性财产，国家所有权的行使者只能依据其法定职能对其占有、使用，不能将这些财产进行投资或者出租，也不能取得该财产的收益，如果这些财产折旧后需要处分也必须得到明确的法律授权，原则上不能目行处分。[6]对于经营性财产，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者依法将这些财产投人企业，将对财产的具体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移转给企业，自己只享有出资人权利，即投资以后发生所有权与出资人权利的转换。而对于事业性财产，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者则是根据事业目的设立法人组织，将对财产的具体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移转给学校等事业单位法人，而其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设立人只享有剩余索取权。[7]
二、国家所有权代表行使理论的阐释
在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所有权的理论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为“委托一代理说”，另外一种为“代表说”。
代理制度是现代民事基本制度，其理论和制度构成都已经成熟。现在我国学者动辄使用的“委托一代理”理论则是经济学的产物。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在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思想是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以激励代理人。该理论问世后，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然也就被学界包括我国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等广泛接受、照搬与传播。在国家所有权行使方面，“委托一代理说”形成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该说认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是委托一代理问题，该委托一代理关系发生于两个独立主体之间。持委托一代理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自己不能行使所有权，而是通过委托一代理制度来现实地实现国有财产的效用。在他们看来，国有财产的真实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所有权，它只能通过多层委托一代理关系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来行使国家所有权，最初的委托人是全体人民，他们寻找的第一级代理人是人大代表，然后人大代表再作为第二级委托人寻找代理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第二级代理人，但它本身又作为第三级委托人把所有权委托为省（市）或中央各部。这样一级接一级地委托下去，到直接行使所有权的主管部门这一级，需要经过漫长的委托一代理链。这个链只是“所有者委托一代理链”，它中间的各级代理人都是不同层次的“代理所有者”。只有当最后一级“代理所有者”确定以后，才能由他们去选择经营者。[8]
